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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文视界:鸡肋的总理记者会


中国总理李强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2024年3月5日)
中国总理李强在北京人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2024年3月5日)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今年两会一个可能的最大意外,是总理记者会被取消了。当本次人大会议发言人娄勤俭面对着中外记者说,今年人大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时,外界绝不会料到,这个意外竟然是以这种形式发生在总理李强身上。

总理在人大会议闭幕后举行记者会,开始于1988年,之后因六四,耽搁了两年,历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三任总理,已形成惯例。今年不开记者会,打破了这一惯例。惯例的重要,在于它能给相关方一种稳定的预期,从惯例中窥见可能的动向。尤其对政府来说,和平时期,保持某种惯例,也是让外界对政府有某种信心和信任。故按理,建立起的惯例不要轻易去改变,除非这个惯例被证明给政府带来了负面效果。

取消记者会的真正理由?

这次总理记者会被取消,娄勤俭的解释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发改委的计划报告和财政部的预算报告这三个社会最关注的报告,都会适时向社会公布,媒体和公众都能很方便地了解相关内容,社会的主要关切都在报告内;同时大会新闻中心将增加部长记者会和“部长通道”的场次和出席人数,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就外交、经济、民生等主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此外还将举行代表团“开放团组”活动,办好“代表通道”等,为中外记者提供更多的采访机会。娄的言下之意是,总理记者会所谈的无非也是上述这些,故不必再举行单独的总理记者会了。

然而,假如取消总理记者会的真实原因就是娄说的这些,上述理由显得太牵强。从总理记者会的本意说,不是要总理去复述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和表述,而是人们希望从总理这儿听到他本人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内政外交乃至国际局势的看法,虽然总理的回答免不了会有官式,但倘若有不同于官方的说法,哪怕很少,也给外界一种不同的看待中国问题的视角。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大会堂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讲话。(2022年3月11日)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大会堂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讲话。(2022年3月11日)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李克强,他2020年在记者会上透露,中国有6亿人口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当时震惊了舆论,因为这个数字和当局宣扬的减贫成就留给人们的印象不吻合,当局在不同场合大力宣扬中国解决了绝对贫困,建成了全面小康,很多人真的认为,中国了不起,未料总理告诉人们的是另一种实情,虽然这不至于让国际社会完全否定中国的减贫成就,但至少对它打个问号。这就是总理记者会的价值。

现在循着娄勤俭的思路,有政府工作报告和部长、代表委员的记者会等回应社会关切,总理记者会就不必再开,外界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李强在记者会上所谈的,对于外界了解中国当下的形势并没有作用;换言之,李强在记者会上也谈不出什么新东西,不能给人们观察中国提供一个新的、不同于政府工作报告和部长们的视角和信息,因此,不如不开,节约大家时间。倘若是这层意思,这当然可以看作是对李强的公开羞辱。

党内政治高压,总理难有表现

不过,话说过来,娄的潜台词虽显得有点刻薄,可换一个角度,却也是某种事实。李强肚子里是否有货暂且不论,在目前的政治大气候下,他在记者会上确实不好说什么,很难有超出外界预期的精彩表现。我们可以把时间拉长,看看中国的总理在记者会上都留给外界何种印象。朱镕基的个性比较鲜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相对宽松,他曾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曾在一次记者会上捧红了一位香港记者,因此他的记者会受到外界的关注度较高。

温家宝的魅力不如朱,但是他对政治改革和文革的态度赢得自由派的喜爱,在2012年记者会上,他谈到文革,称沒有政治改革的成功,经济改革的成果会得而复失,文革悲剧可能重來,给外界留下了很深印象,以致现在还常有人引用他这句话来批习。李克强属于学者型领导人,但魅力更不足,他留给人们最深印象的就是上面引述的那句话。

总体来讲,这三位总理的记者会虽然有精彩瞬间,但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个性使然,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走势。当然,也是因为在前期,总理记者会作为一种新事物,本身引发的关注度就高,后来成为惯例,人们看多了,也就不觉得新鲜,甚至更多会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待它。但根本的还是政治环境变得严酷。尤其到了李克强做总理,习成为一尊,党内政治高压,李由原来和习的平等同事关系变成习的下属,他又被习压制,更不可能在记者会上自由发挥,只能按照拟好的统一口径做答,所以除了偶尔出彩,基本是表现平平,外界对他没有特别印象。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总理李强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人大会堂进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2024年3月5日)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总理李强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人大会堂进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上。(2024年3月5日)

内外时局艰巨,李强怎么说都难

李强的情况又不同,他不但是习的下属,还是习的“小弟”或“徒弟”,更不敢放开身心自由表达,说自己愿意说的话,表现也就更拘谨,在习画好的圈中和提供的答案中说话做答,不能有自己真实的想法。此外,中国当下的状况也让他在面对中外媒体时,瞻前顾后,不好说话。时下局面外界都明了,经济处于困境,民众对未来信心低迷,外部环境亦恶劣,这种情况下,问题说多了打击民众信心,说少了会被认为假装乐观;说轻了外界不信,说重了散布悲观情绪。总之是怎么说都会使人不满意,提不起人们的信心,不能起到鼓舞作用。假如哪句话说错了,还很可能让习不高兴。

可以讲,总理记者会到李强这儿,成了一个鸡肋,既然留着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不如把它取消。这里面是否还有人事上的因素,不得而知,但以李强和习的关系,他两人不太可能因为理念和政策的分歧,而导致习把这个记者会取消。真正的原因可能就是它已成了鸡肋。但记者会的取消也反映李强主持下的国务院其独立价值不存在,北院和南院融合在了一起,听命于南院,成为党中央的一个执行机构,从这个角度,总理记者会似乎也没有保留的必要。

然而,不论什么原因取消总理记者会,对当局都有点因噎废食,因小失大。缘由在于,总理记者会还有着一个部长记者会无法代替的功能,就是它是外界透过中外媒体连结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唯一的场合,也是当局试图营造某种公开透明的政府形象的一扇难得的窗口。尽管在习时代,政府曾经有的某种程度的公开透明被关闭,可有了这个窗口,多少还是能让外界了解中国领导人看问题的视角、思路和风格,但随着它的取消,这一切就完全不见了,从而让外界更质疑中国当局同世界的开放透明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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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聿文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作者本人这样介绍自己说:“曾经在体制的边缘,因而更能洞察所谓‘新时代’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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