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中两国在年中和年底进行了两次战略经济对话。和此前的三次对话相比,今年的对话在议题和成果上更加突出双方在能源和环保领域的合作,同时首次把两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列入议事日程。
*能源危机主导第四次对话*
美中两国今年6月中旬在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举行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的时候,正值国际原油价格猛涨。能源危机主导了对话。
会后,美国财长保尔森和中国副总理王岐山都把双方同意签署的《美中两国能源与环境10年合作框架》称做是这次对话的最主要成果。框架下,双方计划成立联合行动小组,在发电、空气、清洁水、运输、以及森林和湿地共5个领域加强合作。
此外,双方还就投资、贸易、金融业改革、以及产品安全等问题达成多项共识。主要成果包括中国同意放松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外国信用评级机构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限制,两国同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同时决定成立交通论坛,帮助美国公司参与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设计、施工、和设备安装。此外,两国卫生部门还就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向中国派驻工作人员达成共识。
*第五次对话讨论如何稳定金融体系*
今年12月初,两国在北京举行第五次战略经济对话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成为主导议题。美国财长保尔森在前往北京之前强调两国在对抗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中国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必须持续努力,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稳定金融秩序。这些手段包括财政、货币和金融监管政策。”
在第五次战略经济对话上,两国首次讨论了如何通过多边领域合作来稳定国际经济体系。双方认为,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权应该做出调整,以反映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同时,美国还承诺支持中国和其他重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入金融稳定论坛(FSF),在跨国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针对困扰国际贸易的信贷紧缩问题,双方宣布,两国进出口银行将分别出资80亿和120亿美元,为双边以及两国向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提供融资。
在对话中,美国重申了欢迎外来投资,包括中国利用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所做的以商业为导向的投资。美国承诺对中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的所有申请,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与在同等条件下的美国或其他外国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
此外,食品和产品安全在第五次对话中再次被作为一个专项议题摆到显著位置。双方同意评估已有的食品和产品安全协议的落实状况,识别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差距,并在未来的对话中提交进展报告。
在前一次对话达成的两国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的基础上,美中还签署了一项《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学术研究机构、管理培训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在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扩大合作。
*美前大使赞扬对话*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今年年底为纪念美中建交30周年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说,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看,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都是布什总统在任期间在美中关系领域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
他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模的展示。在一年里,美国方面多达6位内阁部长同时前往中国,中国代表团由王岐山副总理带队率领多位部长来到美国。从‘面子’上来看,战略经济对话可谓壮观。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制标志着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对话从军事向经济的转移。”
另一位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Roy Stapleton)说,对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规模和议题,而且也体现在这个机制的时效性。
他说:“当经济和金融危机在今年全面席卷美国的时候,美国经济和金融当局的官员,不仅仅是在保尔森这个级别,而是在下面的各个级别,都和他们在中国的对等官员建立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工作关系。所以,当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我们很快地认识到中国由于持有大量美元债券而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由于沟通渠道的畅通,保尔森采取的每一个重要步骤都及时通报给中国。”
*史剑道:应提升对话规格*
纽约时报12月6日刊载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尽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产生的各种协议和共识至少可以列满五页纸,但双方仍然留下了一些尚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仍将在未来继续激化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冲突。文章举例说,对于美国而言,几次对话过后,中国在金融开放和人民币汇率方面作出的让步仍然远远低于美国预期;而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含蓄地批评美国错误的金融政策外,在要求美国保护中国的美元资产安全方面,中国也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承诺。
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经济政策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认为,尽管对话机制的建立和两国政治人物个人的努力有关,但实际上是两国经贸关系和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史剑道说,尽管美中之间现在已经有不下十几种各种形式和层级的对话机制,但是真正超越部门利益的协调机制只有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为此,史剑道建议美国新政府主动提升对话规格。
他说:“美国方面应该由副总统拜登主持,同时中国方面请温家宝总理出面,使对话更有权威。美国政府的任何一位内阁部长没有办法作出对其它部长具有约束力的决策,中国方面也一样。所以,如果美国要让这个机制更有效的话,就必须建议对话升级。”
在今年6月的第四次对话期间,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在发言时指出,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应该“长期化”和“机制化”。美国学者史剑道认为,对话机制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双方应该加强在定位上的共识。他说,尽管对话在设立之初被定位为讨论两国共同关切的双边以及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但未来无论对话以何种名义进行,双方都仍将在长期战略共识和短期具体成果上拿捏微妙的平衡。
关键词: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年终报导,保尔森,王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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