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说，一共有55万个右派。对于政治来说，这只是一个数字。无论是相对于美国的3亿人口，还是相对于中国的13亿人口，55万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今天，我们对半个世纪以前中国那些右派所经历过的磨难有多少了解？我们当然知道，这55万个人，每一个人都像你我一样，要经历每天24个小时、每年365天的实实在在的生活。然而，我们是否知道，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令人心酸、催人泪下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请几位当年的右派讲讲他们的故事。
*“杀父之仇”+“党天下”言论*
张成觉，广东人，1939年生于香港。1958年1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期间被打成右派。
张成觉：“第一，我是在劫难逃，因为我的父亲是土改的时候被镇压的，所以我就属于有杀父之仇了。共产党认为你这样的人啊，就算你不讲什么右派言论，也要收拾你。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呢，我承认我是右派，因为我对所有的右派言论，特别是储安平那个‘党天下’，我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把一党专政的本质用三个字概括得淋沥尽致。我也就这些政治问题讲了很多话。我那时还很小，才17岁。我进交大的时候还没满17周岁，所以我实际上是重复了那些大右派的话，特别是储安平的话。可以说就叫‘积极地宣传和扩散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反动谬论’。”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张成觉和中国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仇恨共产党是自然的。但是张成觉否定了这种看法。
张成觉：“我父亲被镇压的时候，我才11岁多一点，我甚至对我父亲到底做过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很长时间认为，也可能他是罪有应得。而且我们家几个哥哥和姐姐都参加了革命，而且有的已经入党了，那个时候。所以我是在我父亲这个问题上，我对共产党是没有任何敌视的。我大概是跟绝大多数右派一样，是看不惯那些共产党里面的不正之风，激起一种义愤，然后就提出批评。我们并没有想到要推翻共产党。”
*流放充军*
反右运动对张成觉的处理是“保留学籍，监督劳动”。但是所谓“保留学籍”根本是虚晃一枪。“监督劳动”也变成了流放式的劳改。
张成觉：“后来我们全部弄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充军的交大的115个右派，除了有几个教师以外，其他都是没毕业的。我60年9月就充军了。61年的9月底突然通知我，给我摘帽。那么既然摘帽了，就是说我不是右派了。那么你说保留我的学籍。北京的一个哥哥写信给交大党委，说我弟弟现在已经摘帽了，是不是可以给他复学。学校党委给他回了封信，打了官腔，说像他这样的右派到了边疆嘛，改造思想嘛，应该是继续锻炼。因为它那个处份呀，名义上叫保留学籍，实际上等于已经把你踢出学校了嘛。”
张成觉在新疆一呆就是22年。
张成觉：“结婚是1969年。我太太呢，她是梅县人，就是叶剑英那个故乡。梅县那个地方穷得叮当响，地又少，所以她在那里熬不住了。69年呢，她就到新疆去，想办法找工作，到兵团。因为她同乡早就到了新疆。我就这样认识她、结婚。因为我老婆去的时候，刚好新疆那时候不招收工人了。那只好通过结婚才能留在新疆。”
当时，介绍人并没有把张成觉是“摘帽右派”的情况讲出来。
张成觉：“他们好像没讲这个事情。他们只是说，这个人是个大学生，人满老实的。”
但是纸包不住火，张成觉的妻子还是知道了这个情况。
张成觉：“肯定是不满意了。第一次还不是我告诉她的。有一次跟一个转业军人发生了争执，那个人就乘机把我这个疮疤挖出来。那么她听到了。那当然感到很无奈了。
“但是因为她姐姐跟她姐夫，特别是她姐夫很会做工作，就说，你从梅县来这里，那你不找这个大学生，虽然是个摘帽右派，那你难道找一个劳改释放的，刑满就业的？那个年龄还大，还没有文化，你愿意吗？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就是说，这个右派大学生总比你找一个年纪更大的劳改释放犯好。而且那个时候已经生米成熟饭了嘛，大孩子都出生了嘛。也就这样凑合了。”
*“因祸得福”*
张成觉夫妇在新疆生下了三个女儿。“黑五类”的子女，在当时的中国很受歧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成觉所在的工作单位主要由劳动教养刑满释放人员组成。相比之下，“右派”也没有那么“坏”。张成觉的子女反而“因祸得福”。
张成觉：“因为我所在那个单位是个‘新生’职工单位，那个劳改犯的子女跟我右派子女比呀，哎呀，也不是彼此彼此？不过当然他们比我高一点点了。但是我有我的优势，我有文化啊。因为农民啊，他对文化也是很矛盾的。有时候他对文人啊也很反感。但是农民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多读点书。所以他对有文化的人也不是全面地都敌视。
“打个比方，没有头发的人，有时候是很痛苦的啊。假如大家都是秃子，有一个秃得厉害一点，有一个秃得没有那么厉害，那相对来说，那种自卑感也就没有那么厉害了嘛。对不对？假如多数人都是有头发的，你这个少数人是秃子，那很惨的。”
张成觉在1982年离开新疆，并且在1988年离开中国大陆，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香港。
*支持自由民主+批斯大林*
叶国荣，出生在越南的华侨，在中学期间就受到中国左倾思想的影响。
叶国荣：“比如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都是给我的思想打了基础的。而且我家庭贫困，‘等贵贱，均贫富’这种共产理论，我有天然的接受倾向。”
1953年，心向中国的叶国荣从越南游过边界上的一条河，偷渡进入中国，并且在当年如愿考入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叶国荣不仅加入了共青团，还担任了班长。1957年，中共发起反右运动。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亲自到武汉大学动员教师和学生“鸣放”。
叶国荣：“王任重当时是湖北省委书记。他曾经到学校召开座谈会。听了别人讲的话，我很同意他们。而且我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对自由、民主也是很喜欢。相对来说了，我就感到共产党缺乏这方面的。比如说，1955年反胡风，‘肃反’的时候，我就说，胡风这么坏，借他的书来看看到底他是怎么坏法。我到图书馆呢，一本书都找不到。我就感觉到，只准批判者讲话，不准受批判者辩护，这是不公平的。
“当然有些同学反对一党专政，提出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时候，我就同意他们。在反右过程里边，我实际上也没有写过大字报，也没有发过言，但是我同情那些同学，我以班长的身份带领全班同学去支持他们。”
叶国荣的行为构成了成为右派的理由。同时，他的毕业论文导师也对他落井下石，使他多了一条“反苏”罪状。
叶国荣：“我的毕业论文是要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经济理论。草稿里面，我说斯大林这个作风是‘恶人先告状’。我跟我的指导老师讨论我的毕业论文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意见。他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反右以后，他就揭发了。”
*偷越国境被遣返*
此后，叶国荣经历了二十多年不堪回首的生活。
叶国荣：“批判我说，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不承认这点。我不承认，就加重我的处份，不分配我的工作，监督劳动。最初在图书馆劳动。后来我就跟着下放干部一起到农村去。‘大跃进’以后，生活有困难了，学校自己要办农场，我就回到本校农场，在养猪场养猪；在蔬菜大队种蔬菜。
“劳动到1961年，前后有4年的时间，然后摘掉帽子，调回系里面，要我搞资料工作。但是只搞了两年，学校又把我冒充应届毕业生，赶出学校了。它硬是塞到一个市属的工厂里当统计员。
“文化大革命时，我就偷越国境，67年，我重回越南。结果越南把我送回来了，判刑5年，68年到73年。坐满了以后还是留场劳动。79年正式办手续出来了，到法国去了。”
*自责未挺身而出*
对于他和其他右派遭受的磨难，叶国荣不仅指责毛泽东，他还相当自责。
叶国荣：“从责任来讲，毛泽东是罪大恶极。但是也不光是他一个人，这个是制度问题，很多人的问题。我自己都有责任。我呢(哭)......我是受了教育的人，知识分子，我向往共产主义是个公平的社会。《国际歌》里面，‘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对不对呀？对嘛！我参加过共青团，我相信应该为这个事业献身。
“我和大家喊了‘万岁’，喊他‘万寿无疆’，那我是不是有罪呢？为什么我不挺身出来呢？如果有很多像林昭这样的人，肯定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就不会得逞。很多人看出来，但是为了自保，为了自己的生存，有口饭吃，随大流，没有献身的精神。”
*批领导不钻业务搞特权*
沈力成，195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分配到海军舰船修造部工作，授中尉军衔。1957年与北京大学教师赵根植结婚，同年被打成右派。
沈力成：“我是完全按照它的要求做的，给党提意见啊。我觉得党那么虚怀若谷，要徵求大家意见。党是有缺点的。任何人都有缺点。我们提缺点，那把它改正，那多好。所以我很兴奋。我提的主要是，一个就是希望当时的领导干部应该钻研业务。看到那些干部们上班，喝喝茶，拿报纸，对技术不钻研。这对工作很有影响。
“还有呢，就是特权。就是那次我到海军青岛基地去，我住在很高级的招待所。结果边上有一个游泳池，一个海滩游泳池。我跑过去，卫兵说你不能进去。我就回来在日记上写，我说这是特权，不好。这个海滨嘛应该是大家的海滨，怎么能够不让人进来呢？只有高级首长(可以)。共产党怎么好搞这些特权。不相信。很幼稚啊。”
像许多人被打成右派一样，沈力成的罪名之一也是“反苏”。
沈力成：“美国这个技术，空军的也好，陆军的也好，都有接触。所以一看苏联的东西，咂，不怎么样嘛！还有苏联很多它自己的教条的东西。”
*护夫退党*
沈力成被打成右派，妻子赵根植当时心中充满怨气。
赵根植：“58年，我每天下班回家经过校园，看到有些毕业班的学生，为了表现自己积极，把已经戴了右派帽子的同学拉出来斗，而且有的学生真地很年轻。我当时回来就跟我的同屋，还是我的好朋友，4年大学的朋友，就发牢骚。我就觉得这太过份了。这些年纪轻的人，他们说点错话，就是右派。那时候我的领导跟我说，右派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要划清界限。那我就觉得我不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他们都很爱国。他们没有反什么。结果我没有想到我的同学，我说的话，(她)都去汇报。
而且我因为是学俄语的嘛，尼古拉索夫写过一首诗叫《俄罗斯女人》，就讲沙皇把‘12月党人’都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矿坑去挖矿，有一个贵族的妇女千里迢迢去找她的丈夫。诗的题目叫《俄罗斯女人》。我就当时心里很难过，我就觉得我先生，我也不知道到哪里，类似西伯利亚的地方去，可能去流放了。那么我就在那儿抄那首诗，我自己的日记本。我就放在抽屉里。
“我没想到，她看我在写东西，她竟然就把我的这个东西交给我的那个留学生班。有一天，我去上班，怎么一下都变成我的大字报？然后马上就开会，就批判，说我为反革命丈夫鸣冤叫屈，说我要做‘俄罗斯女人’。我其实心里是有这样想，他们倒也没冤枉我。然后就找我谈话，就是说(我)跟反革命分子站在一道，右派分子站在一道，根本就没有资格做共产党员。
“我心里在想：这样的共产党员，我就根本不愿意做了。我原来以为做共产党员就是要学习好。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努力帮助同学。我想，你说的是对的，我本来就不是这个队伍里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说，但是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右派言论。开除嘛，这一档你还不够。那么就叫劝告退党。他就说，你自己考虑考虑。
“我当时就回到教室里，撕下一张备课纸就写了一个申请退党。我说我不够做一个共产党。我没想到入党就是要去斗人家。这点我绝对做不到的，是违反我做人的本性的。
“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我还记得，叫戴新民，看了以后就拍桌子，勃然大怒。他说，你倒老痛快的嘛，几分钟就写好了，你是不是觉得丢了一个负担呀？就把我哇啦哇啦骂了一通。我也一声不响。我没有什么话好讲。”
*亲人遭殃*
沈力成被打成右派，还株连了自己的弟弟。
沈力成：“我那个小弟弟对航空是非常有兴趣。结果要考航空学院就不让他考。他想起这件事就很难过。我也很难过。”
文革期间，他的右派身份也株连了自己的子女。
赵根植：“当时我们楼上有一些工农干部子弟打我的大女孩子，那时候只有6、7岁吧。他们追着她打，她本来就是气喘病，很瘦弱的，只好逃回家里。就告诉她不要出去。结果他们就从玻璃窗里，热天开着窗嘛，就丢大便啊，石头啊，什么都往里面丢。”
*环境逼良为恶*
半个世纪以后，赵根植和丈夫沈力成生活在美国。对于当年好友出卖自己，赵根植有了更客观的认识。
赵根植：“我那个同学，原来也是一个蛮好的同学，满要好的。但是就是说在那种政治运动里边，那种社会环境下，就逼着一些本来还很好的人就变成很邪恶。就是要靠着这个才能上去。她本来业务比较差的。结果她就靠着这个升上去了。后来她一直是留在大学里。
“我俩(20)04年回去的时候还碰到她。(她)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我就觉得，我并不恨她。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那个时代决定的。很多很多人，你知道，原来我在我的班级里因为年纪比较小，我觉得我的同学都非常好，他们对我都非常好，觉得真的是自己一生里很值得记忆的年龄。但是后来，就是看见你，都背过脸去了，没有一个人再理你。
“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时候还没离开北大。有一次，一个阿拉伯埃及人强奸了一个弱智的女孩子，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后来就是我们教职员工和学生都来开会。因为翻译人员不够，就把我原来班级留校的一些学生，研究生、助教都找来，给另外的一些学生翻译。他们看见我就好像没看见一样。当时那个心里是很凄凉的。
“后来九十年代吧，我原来最好的一个同学，常常去我家的，很熟悉的，可以说我一家人都对她很好。她写了一封信。她就说：‘我是流着眼泪给你写信。’就是说这些人当时都是迫于那种政治的高压，为了要剖白自己，免得惹祸上身，只好做与良知违背的事情。但是习惯了，最后就不知道什么是良知了。就觉得政治气候怎么样，就怎么样做。”
一场反右运动，酿成多少人间悲剧，也毁灭了多少师生、同学、朋友、甚至亲人的关系。但是赵根植没有随波逐流。
赵根植：原来我是在北大外国留学生班教留学生的。反右以后，说我不划清界限，不跟右派丈夫离婚，就被调出那个地方了。因为留学生工作算外事工作，所以我没有资格。调到一个老远的中学。”
*危难中的忠贞*
当时，赵根植承受的精神压力绝不比丈夫沈力成要小。但是她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支持自己落难的丈夫。
赵根植：“我是想到我先生以后到哪里去，要怎么办，我的孩子出生了怎么办，想到的是这个。那种精神屈辱，没有经历过当时那种生活的人很难体验。觉得你真地要靠意志，就觉得你不能死。本来我还有几个比较好的同学，还以为我要跳未名湖了，结果就来劝我。我想我不会死的。一方面我就觉得，我还要支持我的先生，因为我觉得他很冤枉(哭)......哎，就是这样。”
半个世纪以后，当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行为早已为人们所不齿。而危难之中的忠贞不渝仍然为人们所赞叹和称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