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12月5日在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就保持美中经济关系的发展势头发表的讲话。他指出，双边经济关系中的一些误解正在助长两国的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以下是讲话的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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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谢谢你，比尔；感谢亚洲协会让我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我还要感谢亚洲协会长期以来为增进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发挥的卓有成效的主导作用。
美中战略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简称SED)会议定于下周举行，我为此已发表的几次讲话的主题大都围绕促成两国启动这一战略经济对话的动因，以及我对美中经济关系前景的展望。今天，我将扼要说明上述问题，并将谈到美中经济关系中存在的一些误解，它们正在助长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在我们两个国家抬头。
战略经济对话的基础
由于认识到美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布什总统与胡锦涛主席于去年9月启动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他们的用意并不是要取代已经展开的多项经济对话，而是要建立一个纵观全局的高级别论坛，兼具综合性与战略性。对话的宗旨包括为实现共同目标及增进相互信任制订工作计划，具体途径是推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战略经济对话为实现上述目标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增进了两国关系并开辟了以前不存在的建设性沟通渠道。这些创新举措有助于保持美中经济关系的平衡，并有助于我们应对棘手的问题，哪怕是在形势紧张的时候。由于建立了这个高级别对话的框架，我们能够──而且确实──打电话同对方交谈。我们努力解决问题，而解决方案只有在存在共同利益时才能达成。
定于下周在北京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会议将重点讨论五方面议题。它们是：贸易诚信与产品安全；平衡的经济发展，其中包括金融部门改革；能源效益与能源安全；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双边投资。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一批新领导人走上中国最高层职位的微妙时刻。我们期待着同中国的领导班子共同努力，确保美中战略经济对话进程继续成为一个增进共同利益和责任的有效机制。我们还要感谢即将卸任的吴仪女士，她是一位中国的杰出代表。
通过经济对话，我们取得了实质性的重大成效，其中包括一项民用航空协议，更大的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扩大了美国的出口，以及加强了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倘若没有这个专注的战略性经济对话作为具体框架，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上述成果。而我们还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更广泛的双边经济议程
通过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我们拓宽了双边经济议程，将食品和产品安全、能源效益与能源安全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包括在内。这三项议题都对我们的经济关系有着深远影响。
美国消费者需要对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安全性有信任感，不管这些商品是在国内生产的还是从国外进口的。中国管理食品和产品安全的方式将对美中贸易关系、中国发展战略的可持续性以及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产生长远影响。美中两国的政府机构一直在共同解决这些安全问题──这是两国更广泛的关系在本质上具有建设性、合作性与开诚布公性的标志。
对我们两国来说，更大的能源效益和安全要求依赖市场价格信号、技术、革新和多样化的能源来源。全球核能合作计划 (The Global Nuclear Energy Partnership)、通过"未来发电"(FutureGen)进行的洁净煤开发、以及工业效益审计等，代表着正在合作中的一些最佳项目。
我们还鼓励中国积极参与主要经济体会议(Major Economies Meeting)制定2012年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框架的努力。我很高兴看到中国一家大型能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最近显示了公众对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支持。
平衡经济增长和中国的汇率
对美国、中国和全球经济来说，最紧迫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转向具有更大弹性的汇率政策。中国正在进行政策改革，是朝更为市场化的汇率方向发展的行动之一。改革的速度已经加快。过去一年中，人民币已升值6% ，但是这仍不足以减少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国内贸易失衡或外汇市场的压力。
建立更灵活的汇率制现在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经济通货膨胀的危险在明显增大。加强汇率弹性将使中国中央银行能够运用货币政策的有力手段来实现中国金融和价格的稳定。如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新加坡的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中国现在必须采取综合措施，以控制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资本泡沫和经济过热。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高层领导人有着同样的关注。
经济民族主义抬头
在美中关系中，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超越了经济因素的范畴，而成为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这一更大不安的体现。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和经济体之间的更密切关联，对由贸易和外国投资带来的外来竞争的影响的担忧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的抬头。美中两国领导人都面临着这一挑战。
很多美国人担心会因中国廉价的制造或装配业而失去工作。有些人则担心丧失我们的经济自尊和领导地位。还有人担心，中国的崛起将使我们不再能驾驭自己的经济未来。
我们过去经历过同一类型的辩论。20年前，我们曾十分担忧日本可能会取代我们的经济领先地位。这种担心在当时是没有根据的，今天回过头来看，是十分错误的。
美国当时和现在存在的这些错误观点反映了对美国劳工缺乏基本信心。那些观点失误之极。美国在生活水准、生产率和创新力方面继续领先世界。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和融入全球经济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增长和成功机会。事实上，对美中两国的更大危险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停滞不前，或中国在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的道路上倒退──以及中国的改革速度太慢，而不是太快。
经济民族主义不仅在美国抬头，也在中国抬头。
在中国，有些人怀疑，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市场自由化是为了获得贸易优势，使美国公司得利，而同时减缓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们错误地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的升值是导致90年代日本经济表现不佳的原因。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知道，日本的经济困难是其巨大的股票和房产价格泡沫膨胀和破灭所致，并且在泡沫破灭后又未能利用货币政策防止通货紧缩。
金融业自由化并非是让外国公司在中国经济中钻洞。外资参与金融服务业能为中国带来所需的建立更有效储蓄手段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及风险保险能力和让中国储蓄资金得到最有效利用的能力。带来并利用这种专业知识技能──它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机构所拥有的最宝贵资产──投资者需要对其投资的公司的运作拥有控制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对外国投资者在中国金融机构中可拥有的股本实行限制会使中国经济付出巨大代价，而提高这些限度又是如此重要。
中国还有人认为，美国对食品和产品安全的关注是限制中国进口品和减少双边贸易逆差的战略内容之一。这一论点没有事实依据。其他许多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与我们持相同的关注。美国针对来自许多国家的产品发布过回收通告和进口警告；我们对食品和产品安全的关注并非具体针对中国。
这些误解都有损于我们为维持双边经济关系稳定所需的政治信心。
最后，在欢迎为中国发展制造业和提高出口竞争力作出巨大贡献的外国投资之后，中国某些方面如今要加强对外国投资的限制，以保护中国国内工业。
本国保护主义并非中国工业所特有，所有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司都是更欢迎在其他领域而不是在自己的领域里有竞争。美国面临着同样的保护主义压力，尽管我们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我致力于维护这一开放性，因为这对美国和美国工人有益。坦诚地说，如果美国公众以及美国国会能看到中国是在认真推行改革和扩大市场准入，那么这一点更容易实现。中国不能靠保守道路走向繁荣──保护主义有损中国工业的发展，有损我们建设更强大贸易关系的努力。
面向双边经济关系的新未来
战略经济对话是消除保护主义情绪和澄清上述误解的宝贵手段。我们在战略经济对话及其他双边对话中所采取的行动已经表明，我们欢迎并鼓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的崛起。我们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我们还支持中国及其他迅速成长中的新兴市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内享有更大的投票份额。北京也有必要认识到，更多的参与一方面使中国能够促进自己的利益，但同时也带来更大的责任。
我们迄今达成的协议犹如一个个路标，标明了我们在经济互利的道路上的进展。虽然进展的速度不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但这些路标指出了将使美国和中国人民进一步受益的路线。倒退或是偏离这条道路将导致为短期的政治权宜而损害我们长期的战略利益。
要取得成功，所采取的举措与政策行动必须对双方都合理。这就是经济对话的目的：开放地听取中国的想法；同样，他们开放地听取我们的想法。我历来意识到，要与一个主权经济夥伴合作──我们有赖于他们、他们有赖于我们，要敦促他们在国内采取艰难的、但在我们认为是经济上所必需的行动，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很显然，需要有经济外交才有可能带来更大的──也许远远超出我们今天能够预想出的──全球经济繁荣。
谢谢各位。我将高兴回答提问。
（全文结束）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http://usinfo.state.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