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天安门镇压事件距今已经三十二年了。当年的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在clubhouse举行系列活动“1989年的今天，你在哪里，经历了什么？” 这个活动邀请了六四运动的亲历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中不少是当年留学美国的学生或学者，如陈军、任松林、于大海、洪予健等人。美国之音记录了这几人当年的激情岁月；记录了他们在寻求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所经历迷茫、觉醒和失望；记录了他们在六四运动前后的所做、所见、所想，为我们今天了解六四运动当年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海外民运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
“六四”屠杀后，中国大陆的民运事业中断，却在海外得到了延续，几位当事人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延续着六四精神，六四已经构成了他们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篇报道是根据几位当事人在Clubhouse的谈话和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综合而成，共分上下两个部分。这里是报道的下半部分。
于大海：不后悔参加了民运
于大海，1961年出生于天津，1978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获奖。当年10月，免试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1980年，全国各地举行县区级人民代表选举，很多大学都出现了热烈的竞选运动。北大学生如胡平、王军涛也参加了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当时19岁的于大海也参加了自由竞选。于大海回忆说，“当时王军涛和我一个系，我对社会问题也挺关心的，但是王军涛和我又不太一样，他是共青团的，我觉得自己的理科生票源还挺多的，而当时参加竞选的文科生多，如胡平。于是，我也报名参加了选举。”竞选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演讲水平、理论水平还差很多，有一种失落感。不过，年轻的于大海很快恢复，并始终保持着对政治的热情。
1982年9月，于大海通过李政道发起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不久，于大海想转学文科，觉得将来回国对改革更有用。他给李政道写信讲了自己的想法，李政道劝他不要妄动，但于大海主意已定。1983年3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邹至庄教授请于大海去面谈。不久，于大海获得录取，到普大读经济学博士。那一年，受到邹至庄教授举荐来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系博士的还有此后成为大名鼎鼎经济学家的杨小凯。
于大海说，当时他不知道杨小凯是谁，后来看到报道才知道杨小凯因为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刑十年。邹教授看了杨小凯的书，觉得是奇才，才把他弄到普大读书的。于大海与杨小凯的交往增强了他对政治迫害的反感。
开始读经济学后，于大海发现，美国学的经济学与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经济学相差千万里。他觉得，在北美学经济的中国留学生应该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以免回国之后被迫害，或是打成右派，以后回国也可以互相帮助。于是便有了建立留美经济学人团体的想法。
于大海回忆，第一次聚会主要是杨小凯安排的，地点在纽约，时间是1984年4月17日，当时有8个人参加，大家一起谈了下个人经历、读书体会和对国内经济改革的看法，同时也希望组织更大规模的聚会。之后，于大海和杨小凯商量下次聚会如何举办。
在秋天的时候，他们得出结论：第一，1985年的聚会要打开大门，请全美的中国留学生参加，并设法找钱给与会者报销路费；第二，把聚会变成正式的学术研讨。
因为杨小凯的学业压力大，所以接下来的工作便主要落在了于大海身上。为了向福特基金会申请基金，1985年2月4日，于大海在新泽西州注册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他与杨小凯，还有哈佛大学的钱穎一成为第一届理事，就这样，第一个留学生独立注册的学术团体诞生了。
于大海回忆说，“当时我们把新成立的学会定位为独立的学术团体，不像学生学者联谊会受使领馆的领导，也不像民联那样属于政治团体，可以说这是首创。学会注册成立后，我们想，争取把第一次会议放到纽约领馆开，因为第一，我们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就放在他们眼皮底下开，让他们放心，以后回国方便。第二，方便解决食宿，比在外面吃住都便宜很多。”
1984年11月，于大海便去纽约领馆提出开会要求，跑了好几趟，终于在1985年5月勉强同意。于是学会第一届年会于1985年5月25日在纽约领馆召开，有58人参加。第二天学会成立的讨论上，选举了负责人，于大海成为首位学会首任会长。
学会的迅速发展超出了于大海和杨小凯的预计，1986年第二年年会有120人参加，此后不断迅速发展，至今依然非常活跃。
1987年学会年会后，于大海退出了学会理事职务，其工作重心渐渐转向民运。
于大海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曾请方励之到北大做演讲，中间人便是方励之的太太、北大物理系教授李淑娴。后来，方励之在普大做访问学者，与于大海有了更多的交往。1987年1月，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不久，胡耀邦下台。在得知方励之被点名开除党籍的消息的第二天，便有学生找于大海写公开信签名，当时他因为创建留美经济学会出了名，又曾学习物理，就这样推到了风口浪尖。这次签名非常成功，有一千多名留学生签名，并刊登在许多媒体上。于大海说，这份公开信和签名对于当时结束“反自由化”还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
于大海回忆说，1989年4月，他也参与了刘晓波、胡平、陈军那两封信的联署，当时这两封信都是由胡平起草，胡平、刘晓波在《中国之春》编辑部发起的。
回顾六四，于大海说，我认为自己在这期间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请一个朋友带了2000美金的捐款到广场。据说这笔钱是第三大笔外汇捐款，可以支持学生在广场一天的费用。所以说，我对八九民运做了一点实在的支持，唯一后悔的是捐得不多。
六四屠杀之后，于大海几乎全力从事民运工作，先是被陈一谘劝去主持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1991年又出任第五届中国民联主席。此后又创办《北京之春》并担任主编，直到1996年7月，才重新返回普林斯顿继续完成博士学业。此时，已经距离他通过博士资格考试11年。1997年12月，于大海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1998年2月，在波士顿附近的塔夫茨大学当助理教授。
尽管从事民运工作耽误了自己学业的完成，但于大海说，我不后悔。在回普林斯顿完成博士论文之前，他写了一篇题为《民运的光荣》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把民运参与者比做不计报偿的灯塔建造者，他们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即使得不到相应的报偿和承认，也有理由感到自豪。
于大海回忆，在六四屠杀后，所有有良知的人都义愤填膺。留美经济学会负责人找到他，就公开表态征求他的意见。然而，于大海的想法出人意料。他说，学会强调学术性，政治上要前后统一；其次，留美经济学会好比我的孩子，我自己无所谓豁出去了，学会就不要。不过，当时学会还是表态了，对屠杀表示愤慨。于大海说，我对表态不赞成，调门太高。不久，学会迫于大势，又和官方恢复了接触。于大海又说，这我也不反对，维护推动经济改革还是需要人才的。对于那些拿了六四绿卡后又回国创业的人，他也表示理解。
1983，于大海从物理学改学经济学就是想着回国，更好地参与国内经济改革。然而，直到1994年底，一份限制入境的49人名单被泄露出来，于大海才知道自己早在1991年8月就上了这个黑名单，无法回国了。
最近，于大海写了一本自传，前面两章的内容是有关留美经济学会的，后面十几章是有关中国民联和海外民运的，书名为《我的中国心》。
洪予健：为了信仰
洪予健，文革中的老三届。1968年上山下乡当农民的时候，洪予健还不到16岁。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1985年，入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物理化学方面的学习研究。
洪予健说，他是怀着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愿望来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属于美国的常青藤，所以，当时他非常满意，以为可以大展身手。然而，在学业上，他觉得自己走入一片黑森林，发现科学中的许多解释其实都是某种假说，只有相对价值。
同时，“民主”也让洪予健开始感到失望。
1987年初，留学生第一次大签名——抗议“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胡耀邦下台签名的时候，洪予健发现当时宾大留学生，包括他在内，只有5个人签名。这让洪予健感到困惑，为什么到了海外还不敢说真话？那岂不是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说真话？他说，当时我太太也劝我不要签，害怕不能回国，我说不行，不能一辈子这么窝囊憋屈，否则以后会后悔的。
洪予健在这次签名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李鹏颁布戒严令的时候，宾大学生都在阶梯教室里，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诉求。洪予健第一个站出来，在宾大发表演讲。六四屠杀发声后，宾大学生在费城自由广场举行了大型的户外抗议，官方的学生学者联谊会被打破了，各个学校成立了自己的自治会，洪予健也被选为宾大自治会的成员。
洪予健回忆，当时他在费城地区主持“六四民主研讨会”，每月一期，教室里挤得满满的，然而七八次后，人就少了，还有人抱怨怎么不通知呢，再后来就要一个一个电话通知。洪予健觉得奇怪，结果有人告诉他，老洪老洪，我们都上街拍了照，担心回国遭迫害，若是再继续参加就不好解释了，有绿卡就好办。于是，洪予健又为学自联游说国会，见了很多议员。1992年，《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通过，使得当时的中国留学生都获得绿卡，然而还是没有人参加研讨会和关心六四，又有人告诉他，老洪，我们有了绿卡，接下来重点是找工作，买房子，中国和我没多大关系，洪予健不由悲从中来。
洪予健说，当时说中国没有民主是中国人教育不高，这其实是幌子，因为他们都是学生，而且还都是在海外留学生，精英中的精英。我和西人说这些的时候，他们都会说of course(当然)。可见，这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信仰和价值的问题。于是，怀着对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失望，洪予健参加了宾大一个查经班，从此，走上信仰之路。
1991年春，洪予健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同年赴加拿大作博士後研究，在此期间信主。1992 年秋入读温哥华维真神学院，1995年春取得基督教研究硕士学位。自1996年5月起，任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每年六四，加拿大温哥华信友堂教会都会为六四发起祷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