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当局对媒体的管制更加严格。除了屏蔽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以外，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日前发表报告说，中国当局骚扰、阻挠和恐吓外国记者及其当地助理人员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对内，当局则是通过红头文件和“电视强制坦白”等手段对自由派记者和网络大V进行威慑。新闻媒体在中国的生存环境恶化说明了什么？习近平时代的新闻管制又有哪些新的策略？
旅美评论人士何清涟女士认为，中国媒体整体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从十几年前的“戴着脚镣跳舞”到现在的沙子埋到脖子的状况。她说，中国的五毛制度从胡锦涛时代起正式建立，而习近平则通过表彰周小平等人把“五毛党”的职业荣誉化，同时模仿普京组建青年禁卫军的方法，希望把五毛从付费变成志愿者。在她看来，控制媒体与当局的自信心有很大的关系。
何清涟还认为，从2001年开始，网络控制就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发展了网络控制的一个偏门，就是监控、窃听和控制言论。她说，这是中国独有的，而且把这种监控技术推广到伊朗、委内瑞拉和朝鲜等国，很多国家也采用了五毛制度。何女士认为，尽管新媒体的发展对中国当局造成了一些压力，但是他们远远不像2001年那样应对失措，而是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来降伏互联网这条“巨龙”，z这与反监控、翻墙技术形成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互相促进的局面。
美国之音驻京记者东方表示，外媒在中国是一批非常独特的人，与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媒体所不同的是，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写作与采访，但是他们的新闻采访自由远远达不到国际标准。外国在华记者协会在最近的报告里也表示，外国记者以及他们在当地的助理仍然受到当局的骚扰与刁难。东方说，外国驻京记者在中国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签证问题。外国记者每天都要在报道事实和被当局驱逐出境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他用亲身经历说明了中国当局对因特网的控制给外国驻京记者在中国报道所造成的巨大困难。
参与讨论的嘉宾还解答了观众提出的为什么美国不对那些帮助中国发展翻墙技术的公司进行制裁以及为什么不通过立法对中国当局干扰、屏蔽美国之音这类媒体的做法进行报复等问题，并对听众、观众的看法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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