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设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人权团体“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周二（12月7日）公布最新的一份人权报告，指控中国司法机关不仅缺乏程序正义，且迫害律师等异议人士的手段日益极端。“保护卫士”表示，中共近年来以威胁、恐吓及官僚障碍等方式，阻止刑事被告会见自己聘请的律师，或强迫他们接受官派律师，剥夺其本应受刑事诉讼法保障的辩护权。报告追踪多位受访者，包括被监禁的中国维权律师和社运人士及其家属，了解他们的亲身经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9条之规定，被拘留的嫌疑人有权在提出请求后的48小时内，会见其选择或通过家庭成员委托聘任的辩护人，也就是自己的律师。然而，人权团体“保护卫士”针对数10名在2015年“709大抓捕”后被长期囚禁的中国维权律师所做的调查却显示，法条里载明的被告人权利于现实中并不存在。
人权报告控诉中共的《法律途径剥夺》
“保护卫士”所发表的这份《强制隔绝》系列报告共分三册，前两册分别揭露中共执法单位在抓捕维权律师及异议人士时，不仅在看守所强行冠用假名，造成家属无处寻人，就算异议人士被释放后，也恐遭软禁等方式变相延长刑期。
最新公布的第三册报告《法律途径剥夺》则指出，近6年来至少有82起遭刑事起诉的被告人被迫解雇自己的律师，接受往往无视被告权益而只配合公检法办案的官派律师。
“保护卫士”的调查显示，中国官方能让这些孰悉法条的律师“自愿”解聘辩护人并俯首认罪的方法不外分三种，包括从被拘捕者自己、他们的家人以及所委聘的律师下手。
强加国安罪名 拒绝律师会见
报告称，一旦被控以“国安罪名”，如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法105条）及煽动颠覆国家等，中国警方就有权在长达8到13个月的“侦查阶段”，拒绝被告会见律师。近年来，中共动辄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来迫害维权人士。在“保护卫士”2013年到2021年7月间所追踪的173名被告中，就有82人（47%）被控国家安全罪，其中10人是外国籍，并有高达44人表示，他们未曾获准与律师见过面。
报告还称，警方也会同步采取威胁手段，强迫被拘留者放弃聘请律师的权利。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015年他于深圳被捕后，在半年的囚禁期间就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压迫。
现已移居台北的林荣基说：“就给你两个字条，第一个就放弃聘请律师，一个就是放弃通知家人，你知道你不签的话会很麻烦，比方他不给你水喝啊，不给你吃饭啊，不让你睡觉啊，那段时间其实精神压力是有啦，（导致）过来台湾以后，作恶梦啊！”
强制指派的“官派律师”与公检法同阵线
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刑事案件定罪率高达99.9%，但一名好的辩护律师仍有机会协助被告获得减刑，或藉由公开司法单位的滥权行为来促成一定程度的问责，最重要的是起到被告与其家人之间生命线的作用。相对之下，官派律师多半被视为与警方、检察院与法院站在同一阵线，而中共当局偏好官派律师，也是为了掌控案件的所有环节并避免逼供或酷刑等负面消息外泄。
由于被迫解除委任辩护人的手法已成常态，多年来不少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选择预录声明影片来表明自己拒绝接受官派律师的立场。曾因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于2020年4月被捕的湖南维权人士谢文飞就是其中一人，当时谢文飞在影片中说：“一旦被捕，我绝不接受官派律师。如果我没有合适的律师，而且是我见面接受认可的律师情况下，我情愿自己辩护，我也不接受官派律师。”然而，后来被拘留期间，谢文飞被迫解雇至少三名律师。
强冠假名、远地囚禁 增加家属寻人难度
此外，报告指出，中国当局还可以拒绝核发正式的拘留通知书，或是在看守所使用假名登记等方式藏匿被拘留者，让家属无处寻人。另外，“709大抓捕”期间，被捕律师的妻子们想方设法向当局施压，但官方却采用包括限制行动、软禁甚至威胁逮捕等反击手段，来逼迫家属解聘律师、对媒体噤声等，以换取狱中亲人轻判的机会。
家属就算找到狱中亲人的下落，以中国之大，警方可能刻意刁难，将被拘留者转移到偏远的看守所，让家属在会见或提供支持上变得困难且成本高昂。例如2019年因参与厦门民主集会而被捕的律师丁家喜就被关在山东的看守所，让人在北京的家属只能遥不可及。
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目前移居纽约，经常在海外为丈夫及其他在押被告发声。罗胜春告诉美国之音：“党国现在要做事是不会给你任何规矩的。我们是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满6个月的时候收到了逮捕通知书，又过了7个月，我的律师才能去见他，号称这7个月是他们的公安侦查期时间，就是给他们罗织罪名的时间吧！”
律师证“武器化”压制辩护权益
除了施压被告及其家属，该调查报告也显示，对于试图为被告发声的其他律师，中共当局手上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律师证”。接受“保护卫士”访谈的多位律师指出，近几年中国官方常以年度考核、暂时注销律师证或永久吊销律师证等手段来“清洗”执业律师。
据统计，2016年以来至少有35名维权律师的执业权遭到剥夺，其中多数是“709大抓捕”的受害者或试图为他们辩护的律师。2020年湖南省还传出以非法兼职、持有外国护照等理由，清除了1200多名律师。
“保护卫士” 位于东台湾花莲的研究员陈彦廷向美国之音表示，《强制隔绝》系列报告的研究方法，是以深度访谈当事人或其家属为主。至于受害者无法完成的调查，则采用媒体公开信息及非政府组织报告作为补充。“保护卫士”相信，遭遇相同处境的被害人远多于报告所能查证、披露的数字。
无声镇压 摧毁维权手段细腻化
陈彦廷表示，人权团体相当忧心，由于中国历次对维权人士的“大抓捕”都会引发国际挞伐，因此，学到教训的北京似乎正转为低调，尝试以不起眼的方式，缓慢而有效地摧毁维权行动，也就是，报告所形容的“无声镇压”。
陈彦廷说：“中共当局已经认识到类似像709大抓捕这样的事情可能会激起国际上很大的关注，造成反弹的声浪其实是蛮大的，所以他们会透过很多越来越细微、越细致的一些手段，去剥夺被关押的人会见律师的(等)权利”。
自2005年以来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创会理事长”杨宪宏认为，报告所披露的各项细节与他访谈过的多名中国异议人士遭遇相符，凸显中共为维护政权，不择手段。位于台北的杨宪宏告诉美国之音：“为了巩固共产党政权，他们做各种我认为是过当的防卫，甚至于践踏自己的宪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践踏自己的刑事诉讼法，践踏所有的法律。”
瑞典籍的“保护卫士”创办人彼得·达林（Peter Dahlin）就曾因为长期支持中国维权律师而于2016年初被捕，在经历23天的“指定居所监视住居”并在中央电视台被迫“电视认罪”之后，才得到释放并遭驱逐出境。达林也于事后证实，他在关押期间无法会见律师、不能关闭日光灯、甚至连每天服用的药物也被没收的酷刑对待。
中国官媒当时指控达林长期接受境外资金支持，并以维权为名，在中国境内培训“代理人”，是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非法人士。对于“保护卫士”自2020年以来陆续发布的系列报告，中国官方及媒体皆未有报道或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