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11月21日释出照片，证明他与中国网球女将彭帅已进行过视讯通话，并保证她的人身安全，但各界的质疑声浪不减反增，人们仍对彭帅的人身安全感到深切担忧。在中国，异议人士“被消失”、“被认罪”的戏码不断上演，有时甚至连外籍人士也遭牵连。观察人士表示，北京当局惯用“被消失”等手段来压制民意，恐引发中国社会长期的寒蝉效应。
前女网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名将彭帅11月初透过微博指控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对她性侵后，一度销声匿迹，引发全球对其动向的关注。不过，11月2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释出照片，以证明他与彭帅视讯通话30分钟。根据国际奥委会的书面声明，彭帅透过视讯报平安，并称希望各界尊重她的隐私，她表示她将持续投入热爱的网球运动。
不过，部分人权组织仍对这场未对外公开细节的通话提出质疑，尤其批评国际奥委会配合出面辟谣，漂白中国的人权劣迹。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导，人权团体国际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谨慎，“以免涉及为可能侵犯人权行为的粉饰安排”。
对此，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声明，彭帅要外界尊重她的隐私的说法听来“极其荒谬”。
胡平说：“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性侵的受害者，她在出来指控了之后，又要求别人尊重隐私的。我想中国当局目前打算采取的一种策略，（是）一定要封彭帅的口，封她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自己不说。这个显然不可能是出自彭帅的本意，她只可能出于当局的压制，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彭帅事件续发酵 抵制北京冬奥声浪加大
早在国际奥委会公布视讯通话之前，彭帅已数度“被公开现身”。
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于11月21日透过网络发布一段影片，影片中可见彭帅站在场边向大家挥手，还替现场的粉丝在纪念球上签名。
不过，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赛门（Steve Simon）表示，单就网路公开的影片“仍不足够”、也无法化解WTA对于彭帅现况的疑虑。
赛门11月19日曾表示，若彭帅安危依然成谜，且她所提出的性侵指控没有获得适当调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可能考虑撤出在中国的业务。
不过，在此之前，彭帅事件于11月17日出现最大逆转。
中国英文官媒环球电视网（CGTN）发布一份独家报道，声称其取得彭帅发给赛门的一封电邮。报道称，彭帅在电邮中表示，她並沒有失踪或遇险，“只是一直在家休息，一切都很好。”彭帅还推翻自己遭到性侵的指控，说这些指控是不实的，她还要WTA不能在未经过她同意前，发布任何新闻。
她写道：“关于最近发布在WTA官网上的新闻，内容没有经过我本人的确认或核实，并且是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发布的......如果WTA发布任何其他关于我的新闻，请与我核实，并在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发布。”
不过，这封电邮的真实性引发各界质疑。
截至目前为止，包含美、英、法、澳等国、联合国、国际奥委会委员以及世界球王乔科维奇（Novak Djokovic）、前网球天后大坂直美等网坛名将，均对彭帅的下落表达高度关注。
现年35岁的彭帅曾两度赢得大满贯冠军，分别是2013年的温布尔顿（Wimbledon）公开赛和2014年的法网公开赛（French Open），那两次搭档都是台湾网球好手谢淑薇。
彭帅事件引发全球议论，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表示，明年的北京冬奥会恐怕会因此争议事件而遭受国际的积极抵制。
丁树范告诉美国之音：“西方社会有非常多的自主团体，特别很多自主团体是跟人权团体有关的，他们可能会对他们的行政部门施压，要求行政部门，特别是体育部门，对于北京冬季奥运，可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杯葛，我想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孟宏伟妻控诉中共是“怪物”
彭帅做出性侵指控后，不见中国当局启动调查，反而是当事人疑似“被消失、噤声”，然后又“被公开现身或出面辟谣”，这种掩盖丑闻、甚至洗白丑闻并打压受害者或异议人士的行径，人权团体说，在中国屡见不鲜，已经是当权者惯用的伎俩。
前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主席孟宏伟也是其中一例。孟宏伟虽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但和很多异议人士一样，他于2018年先是“被失踪”多日，后遭立案调查，接著当庭认罪，完全不反驳受贿指控，最后于2020年初获判刑13年6个月，入狱服刑。
孟宏伟的妻子高歌11月18日首度以真名、真面目接受美联社独家专访，对外媒控诉中共以“肃清”为名，对其丈夫进行“政治清洗”。
孟宏伟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任内期间，于2018年9月从法国总部返回中国后与外界失联。妻子高歌遂于同年10月在法国报案，并对媒体表示，孟宏伟遭到北京政治迫害，引发各界关注。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高歌报案数天后发出公告，指称孟宏伟涉嫌受贿，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的监察调查。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开庭审理孟宏伟涉受贿案，针对检方称其收受1446万余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约合211万美元），孟宏伟当庭坦承受贿。
不过，高歌始终坚持，中共对其丈夫的指控无中生有。
高歌近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怒斥中共是吃掉自己孩子的“怪物”，更不满国际刑警组织在孟宏伟于不明原因失踪的情况下，还迅速接受他的“辞呈”。
高歌说：“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级绑架犯罪，国际刑警组织真的要视而不见吗？”
不过，国际刑警组织在一份给美联社的声明中反驳高歌的指控。国际刑警组织表示，由于会员国中国在孟宏伟失踪后，就已经撤销其在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资格，也意味着孟宏伟“不能再担任主席职位”。声明还称，孟宏伟的贪污指控与国际刑警的角色无关。
针对高歌的指控，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至洁认为，国际刑警组织与中国关系密切，因此在回应孟宏伟案时显得态度消极。
陈至洁告诉美国之音：“国际刑警组织单就这个案例来讲，他们跟中国方面一定有达成某些协议，这是不能公开的，这个可以反映出中国在现在国际社会里面，它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国际刑警组织其实是很需要中国(等)主要的国家对它的支持还有赞助，所以在这一方面，大概国际刑警组织是有难言之隐。”
胡平则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扑天盖地进行个人崇拜，未来可能持续加大清洗党内异己。
胡平说：“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强化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力这一方面、以及强化对各种不同声音的打压方面，在这一点，那是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你看一看现在的人民日报，每一天都是习近平占据了所有的主要版面，而其他不同的声音，你都不可能在官方的媒体上看见一句话，连互联网上，你都很难看见了，所以这种控制的彻底性，确实是历史上都没有先例的。”
外籍人士也“被消失” 小国难讨公道
事实上，不只有中国籍人士曾疑似“被消失”及“被认罪”，中共也用同样的手法对待外籍异议人士。
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Peter Dahlin），曾长期为中国维权律师提供援助。2016年初，他被十几名公安人员从北京的家带走。
十几天后，他于中国央视的萤幕上现身认罪，当时他说，他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彼得·达林是首名在央视“被认罪”的外籍人士。认罪之后，他就被中国驱逐出境，返回瑞典。
彼得·达林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访问时，重申电视认罪是被迫的，必须依照事先拟定的稿子“照稿念”。
另外，加拿大于2018年12月1日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在此转机的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9天后，中共忽然逮捕了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两人自此几乎与外界失去联系。
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对外宣称，康明凯和斯帕弗“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各界普遍的认知是，中方此举是报复外交。美国司法部2021年底与孟晚舟达成延期起诉协议，加拿大也释放孟晚舟不久后，康明凯和斯帕弗也同步获释。
对此，由彼得·达林创办、专注于亚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早于2019年就已警告说，“中国的失踪手段已伸向西方各国”。
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至洁表示，以中国现今强大的政经影响力，来自中小型国家的人士若被北京盯上，且不幸“被消失”及“被认罪”，其母国政府恐难向中国讨公道。
陈至洁告诉美国之音：“到目前为止，被绑架回中国的，或者是原本自己就住在中国而被逮捕、被认罪的，大致上都是（来自）中小型国家，最大就是加拿大了，这两个Michael（康明凯和斯帕弗）。针对公民的被强迫认罪的事情，这些国家的政府手上的筹码，实在说来是很少。他们当然会做道德上面的劝说，可是这个都对中共来说是不痛不痒。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的情形会继续下去。”
“被消失”频上演 加剧民众自我审查心态
尽管中共对内加大言论和网路内容控管，对外则一方面回避外界对“被消失”人士下落的追问，另一方面以可疑的手法“辟谣”，展现并未完全压制异见声音的假象。
不过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说，中国民众出于恐惧“被消失”或“被认罪”，进而不断进行自我言论审查，这恐已形成寒蝉效应。
黄兆年告诉美国之音：“慢慢的，（中国）这个公民社会就会知道，在这个环境里就是这个该讲，那个不该讲。你讲的人反而变得很奇怪。本来是一个理性计算，后来变成一个政治文化，大家进到里面去，久而不闻其臭，最后会导致寒蝉效应。”
长期研究中共安全政策及中国政治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则说，中共在习近平主政之下，控管方式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中国民众可能也已习惯对各种不公不义之事沉默以对。
丁树范说：“社会的管制如果放松的话，那么可能各种各样的批判会排山倒海的过来。基本上未来几年，在习近平任内，老百姓可能会采取比较静默的方式。”
尽管中国民众争取“墙内”言论自由看似相当困难，不过，位于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仍抱持乐观看法。
他说：“正像文革从反面激发了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一样，我相信现在这种状况，也只会从反面激发人们对表达自由的这种争取。从物极必反的意义上，我觉得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很可能促进更多的人们争取言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