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刊文，梳理中共治国历史，分析习近平赖以统治当代中国社会的“恐惧文化(culture of fear)”。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表示，恐惧、无知和暴力，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人心、控制思想的主要手段。
美国著名政治与文艺评论杂志《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发表知名汉学家林培瑞的最新研究成果 – 支配当代中国社会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恐惧文化。”
林培瑞在美国之音专访中说，共产党在中国的控制系统基于相辅相成的三个法宝 – 恐惧，无知和暴力。
林培瑞指出，这里的恐惧是一种僵化的恐惧(fossilized fear), 它不是我们日常说的那种尖锐的，剧烈的恐慌，而是一种人们非常习惯的恐惧，它有效地指导行为，让人们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避免所恐惧的事情。
与恐惧密切配合的孪生手段是让人民无知，也就是“控制学校和媒体让人不知中共在做什么，从而让人们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判断。”林培瑞以华为高管孟晚舟近日被释放回中国作为例子。
中国主流官媒将孟晚舟的释放看做中共的胜利。《人民网》9月25日报道，“在党和人民亲切关怀和坚定支持下，孟晚舟在结束被加拿大方面近3年的非法拘押后，顺利回到祖国。…这是中国的一次重大国家行动。这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林培瑞告诉美国之音，他当时打电话给在中国的好友，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由于信息的高度封锁，他们并不知道两位被中国居留的加拿大人同时被释放。
林培瑞说，“在西方，人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这是人质外交——我放了你的人，你就放了我的人。而任何在中国境内的西方商人都可能被拘留成为人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而正因为大家对交换两个Michael的加拿大人质一无所知，才会相信这是中共的伟大胜利。”
林培瑞提到的第三个手段则是生成恐惧的暴力。他在《纽约书评》的文章中提到一系列的惩罚制度 – 从警察的“访问”开始，跟你讨论如果不说或不做某些事情，你的未来是否会更好；然后进行微妙的威胁，例如，你的孩子可能无法进入喜欢的学校；然后走向严酷的结局：24小时的监控、软禁、牢狱、酷刑、死亡。在整个社会中，对这种惩罚范围的了解会产生一种普遍的恐惧，从而引发人们的自我审查。
“这三种手段是中国共产党改变人心、控制思想的主要方式，”林培瑞说。
中国当前的恐惧制度与奖励结合 目的在激励自我审查
林培瑞在文章中以一批最终觉醒的毛时代知识分子为例，讲述极权政治培养的自我审查。
1952年秋天，后来成为著名异见人士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去北大读书，尽管当时宿舍楼还没建好，他和同学不得不在体育馆的地板上睡觉和做物理作业，却依然满腔热情的要入党，在发现自己和党的追求不能一致时，一度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50 年代初，后成为中国著名记者、作家的刘宾雁同样被新社会的想法所吸引，努力践行，却突然被政府贴上了“右派”的标签，他吓了一跳，第一反应是：“我的天哪！我一定是个右派，没有意识到，毛主席不会错。我要好好审视自己，挖掘这个问题，并纠正它”。
1991年，《炎黄春秋》杂志开始刊登这批老一辈的回忆，详细描述了中共早年是如何误导他们的。由于他们的资历和影响，执政者很难让他们闭嘴。不过该杂志在 2016 年因管理层被撤换而停刊。
这批早年有自省能力、进行自我审查的知识分子的行为，很快被极端政治环境下的集体纠错审查代替。林培瑞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文革期间，人们被要求参加“学习会”表态，他们的观点被他人仔细审查，是否有与“正确性”背道而驰的迹象；同时如果在别人的演讲中发现其缺陷可以获得一个学分。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锐生(Steve Tsang)认为，时至今日，毛时代极权政治下的恐惧制度还在新疆沿用 - 居民知道他们正在受到明显的监视和衡量，走错任何一步都会招致严厉的惩罚。但是，在中国其他地区，恐惧制度变得更加微妙且复杂。
“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恐惧制度......人们被教育知道有些红线是不应该越过的，如果越过，就会有严重的后果，但如果不越过红线，他们就可以期望得到回报，社会信用体系将其制度化。因此，与新疆和毛时代不同，它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个人自由空间，因为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对公开表达政治观点或采取政治行动不感兴趣。”
因此曾锐生认为，我们今天所见的，不是旧的毛极权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手法，一种数字或智能极权主义。“一种有选择地控制人们不仅在公共领域，而且在私人领域的思维和偏好的系统。这不是一种正式的恐惧制度，而是一种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让不遵守规定的人有理由害怕的制度。”
习近平的恐惧制度不像毛泽东 “因为习学不来”
林培瑞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和毛时代的恐惧制度形似神不似，或许是因为习近平学不来。
林培瑞说，“习近平想借用毛泽东的一些方法和策略......但他不是毛，他没有毛聪明，也没有毛那么有魅力。今天的社会也不一样，即使有互联网、学校的审查，但社会比50，60年代的毛泽东时代更知情、更活泼、更独立。”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荣誉教授理查德·马德森(Richard Madsen)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面临的处境是很少人相信或了解这种马克思主义治国意识形态。所以习近平只好打民族主义牌。
“他想利用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但他也不想因此失控，所以他除了引用马克思列宁，他也大力宣扬孔孟，推动中国文化五千年的荣耀。”马德森说。
林培瑞认为最近热映的《长津湖》就是反映中共顶层设计的民族主义的好例子。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被作为宣传工具，让中国人民站在共产党的一边抵制外国敌人。
林培瑞说，《长津湖》和孟晚舟的宣传一样，在一个层面上是有效的，尤其是对不清楚这些故事其他信息来源的年轻人。
2016年，美版《长津湖之战》纪录片上映，记录了美军陆战1师不但突破并重创支援金家的9兵团16万人的重重包围，还掩护了默默跟在后面的9万朝鲜难民成功撤退，逃脱了金家魔爪。
中国的《长津湖》电影则利用了大众对这段历史叙事的无知，由微妙的恐惧文化激励了公众的自我审查，煽动表达反美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
对此，林培瑞担心，习近平大力煽动的反美的民族主义，以及采纳的类似于 1960 年代后期的毛泽东主张，比如东升西降，中国是世界的新模式，伟大领袖必然是正确的，各地的中国人都认同新中国等等，可能会引发新时代的另一场文革。林培瑞认为，网络版的文革“斗争会”已经开始出现。
马德森则认为，中国的年轻一代看问题已经比较复杂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依然想来美国学习，喜欢美国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也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而政策制定者只看到一整个国家，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人民的感受和情绪，因为公众被视作国家的一部分。
伦敦大学教授曾锐生认为，中国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党国，而不是一个正规的国家，这意味着共产党有效地掌握了国家和所有人民的所有权。
“也就是说，所谓‘国家利益’的核心是党的利益，而党的利益最基本的就是保持自己的执政能力。如果你像党那样把自己看成是国家，那么根据定义，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没有区别。但是，如果你真的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那样，把国家利益和执政党的利益区分开来，那么一味地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就等于是为了私人利益而无情地追求权力。”
曾锐生认为，林培瑞的文章点明了“中共创造了一种恐惧文化，这种文化深入到社会结构中，并致力于为私人利益追求权力。”
老百姓埋单吗？
林培瑞强调，当某种意识形态自上而下传播，问题就在于它能传下多远。“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对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基本上是积极的，很难让普通民众相信美国不是你想去的地方。总是有来自福建的小船试图来到纽约港，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把他们的财产和二奶不断送到我所在的南加州。所以实际上，人们对美国的态度与那种自上而下的所谓长津湖大胜利宣传不同。”
马德森通过其长期对中国草根阶层的研究认为，恐惧文化并没有完全渗透到人们的意识中，也没有塑造他们所做的一切，人们总能想方设法来应付它。
他表示，尽管今天的中国使用了强大的线上线下的新监视手段，习近平也更积极主动地要塑造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人们并没有完全接受它。他们知道它就在那里，但他们从平衡家庭生活到工作和政治生活等等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以多种方式进行自己的应对——有时用党的话来反对它，有时他们仅仅在嘴上说说。
马德森说，林培瑞提到的我们熟知的异议人士，他们直接站出来反对，并付出了代价。而他研究的群体不是这种英雄式的异见人士，他们是小人物，想避开麻烦，却也不是单纯的被动和墨守成规，他们是矛盾的，想方设法应付形势。
马德森认为，长此以往，大家习惯活在一种虚构和习惯性撒谎中，嘴上说的不是心里想的。比如很多共产党员，入党申请书或报告书都是网上抄袭的，而不是认真思考的结果。党也撒谎，它说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人民带来幸福，而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维持权力。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在对其他人撒谎。严格来说这不是谎言，因为人们并没有真正被欺骗，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分寸在哪里，他们知道这就是你要做的。”
马德森认为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们在恐惧制度下趋利避害，但上层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渗透人们的意识，人们用各种方法，在嘴上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按照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
正如在他主编的《追求幸福》(Pursuit of Happiness)一书中概括的，今天的中国不是一个一体化的社会，而是一个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社会，但不同版本的美好生活都通过口是心非的口吻团结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