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以港版国安法阻碍工作，及担心受到刑事制裁为由，决定关闭在香港的两个办公室，包括成立接近40年的香港分会。部分舆论认为，国际特赦组织的决定与早前遭香港亲北京媒体点名批评有关。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则表示，如果有组织参与活动破坏国家安全，在国安法下当然需要担忧。
国际特赦组织决定在2021年年底前关闭香港的两个办事处，其中香港分会办事处10月31日停止运作，香港分会网站及社交媒体将停止更新。其区域办事处将于今年年底关闭，并会转到亚太区其他办事处。
国际特赦10月25日发新闻稿表示，香港原是国际公民组织的理想区域基地，但在“港版国安法”下，香港人权组织和工会备受针对，显示当局加大力度消除所有反对声音，在如此不稳定环境下，要持续经营越来越困难。
国际特赦：不能免于被政府报复恐惧
国际特赦表示，港版国安法下的“国家安全”定义含糊，至今至少有35个团体解散，香港人权组织无法自由运作，也不能免于被政府报复的恐惧。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伊翎向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国际特赦撤出香港，但未来仍会持续关注香港的人权状况。
邱伊翎说：“国安法实施到目前为止一年多以来。我们看到，香港的人权状况，对公民社会的管制越来越严重，导致我们最后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没有一个实体办公室当然会增加它的困难度，但是事实上，一直以来我们在中国也是没有办公室的。我们对于中国，不管是新疆的议题，或者各种各样的人权议题上，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缺席过。我们当然会结合各种在地相关力量，进行相关研究调查。”
无论回归前后，香港一直是不少国际非政府组织设立亚太地区总部的首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资深研究员王松莲认为，香港是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和中国大陆的关系紧密，加上以往香港拥有完善的法治。非政府组织如在中国有项目，选择扎根香港是理所当然的。即使2015年发生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失踪，其后在大陆被捕事件，但很多组织仍选择留守香港。
王松莲说：“铜锣湾书店的店主和员工被绑架被羁押在大陆。香港的公民社会，尤其是跟中国大陆有关的这些公民社会人士，都开始担心香港的安全。但是有很多公民社会人士还是继续在香港工作，因为每个非政府组织都会有自己的风险评估，大部分非政府组织都觉得香港在国安法之前仍然是运作的好地方。”
王松莲说，2020年7月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冲击国际公民社会对香港的认知。他们感受到游戏规则在国安法底下已彻底扭转，认为香港的法治制度已不像以往可靠，关键是港版国安法涵盖的都是严重罪行，条文字眼又模糊不清。
王松莲说：“我们认为每个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都必须承受一些后果，才能制止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如果只是公开的说某某官员需要受到国际制裁就被当成是煽动颠覆的话，香港好多非政府组织的人员都可能会以这样一个罪名被逮捕入狱。一个国际组织在国外很多不同地方都会有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里都有很多不同的员工。如果其中一个员工说了这样的话出来，会否影响到香港的员工呢？”
她认为，香港实施国安法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切断香港公民社会和国际公民社会的联系。
1961年成立，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目前在全球155个国家及地区设有办事处。其中香港分会在1982年成立。在 2019年反送中浪潮期间，香港分会曾批评香港警方无差别及以过分武力攻击示威者。分会也一直批评“港版国安法”损害香港人权，早在2020年颁布前，国际特赦已发文批评国安机构威胁人权。
遭 “大公报”点名批评
今年9月，香港亲北京报纸“大公报”发表题为“支联会七大劣行”的报道，提及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2012至2018年出任“与NED（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关系密切的‘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执委及公司董事”。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难以估计国际特赦撤出香港是否与大公报的报道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国际特赦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
郑宇硕说：“最近这几个月，（香港警方）利用国安法起诉支联会，跟支联会有关的一些组织，像华人民主书院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也同时受到压力，首先就是要你交出过去很多年的财务报告。 仅这样就已花费大量人力。跟受到国安法起诉的组织往来，你本身也会被起诉。这类压力事实上打击了很多香港的公民社会组织像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和民间人权阵线。这些组织都自动解散，自动停止活动。”
他说，有太多先例表明，香港公民社会组织一经中国大陆官媒点名批评，港府有关部门都会迅速采取行动。
郑宇硕说：“国内的官方媒体批评支联会，批评教协，香港政府就立即采取行动。北京的官媒批评教协，香港政府第二天就中止跟教协维持多年的官方合作关系。”
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2021年一月到九月，共有数十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逸翔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特赦这次高姿态撤出香港释出了强烈信息。
施逸翔说：“国际特赦组织历史悠久，具有公信力，都根据可靠信息对各国人权提出人权的批评，像‘台权会’也会参考国际特赦组织的一些报告。重点是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如果它要发起人权的行动，就比较容易获得全球的支持，因为它已有全球的网络。”
施逸翔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非政府组织步国际特赦后尘，选择告别香港。
施逸翔说：“一个国际组织的离开更反映出香港的人权状况的恶劣。我们非常担忧会有更多国际组织会因为体制上的压迫，完全没有从事人权的可能性而选择离开。警察不当使用致命的武器，打压公民社会的结社集会权，影响新闻媒体报道的权利和学术自由，不公平的审判，一旦公民社会萎缩，恐怕以上的情况会越来也糟糕，因为它会失去监督政府的力量，导致港府在各方面的作为会越来越变本加厉。”
人权观察：港弱势群体权益堪忧
“人权观察”亚洲部资深研究员王松莲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撤出香港影响深远。不仅言论和选举自由会持续恶化，香港弱势群体的权益也会受到侵害。
王松莲说：“新移民、南亚族裔、以及LGBT（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人士）的性少数。这些弱势群体享有的人权相对较少。公民社会组织一直为这些群体做倡导的工作。相信未来这些群体享有的权利保障会比现在更少。民主派不能参与选举之后，保守的社会态度将更为主导港府的政策制定。”
美国之音曾就国际特赦的决定接触香港部分公民社会团体，但这些团体都拒绝详谈。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硕表示，这充分说明了香港公民社会的处境有多么艰难。
郑宇硕说：“国际特赦组织离开香港的这个声明，香港很多公民组织的负责人也不愿意公开评论。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感受到压力。他们明白，要是自己跑出来评论的话，所属的组织也同样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单凭没有香港公民社会的负责人出来评论这一点，就可以看到香港目前的情况。”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26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媒体追问对国际特赦撤出香港的看法。她表示，“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不同组织和人士都以此为理由离开香港，但是无法证明这是真正理由，对于国际特赦离开香港，她无法评论。
林郑月娥说，基本法列明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受到保障，因此任何组织都不应该担心在香港的合法运作。如果有组织参与活动破坏国家安全，在国安法下当然需要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