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岸田文雄在9月13日表示，若出任首相将新设处理香港、新疆等“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日本专家分析日本政界对于中国人权议题逐渐重视的因素，与价值认同的未来发展趋势。
西方影响人权意识升高 鸽派政治家转向
9月13日上午，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国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若出任首相将在内阁新设处理“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日媒时事通信报道，岸田文雄指出中国的威权主义正在蔓延，围绕台湾稳定与香港、新疆之人权相关问题，日本将维护民主主义、法制、人权等普世价值。
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Tomoko Ako)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日本政界人士近年来日益关注国内对中国的舆论变化，重要的执政党总裁选举当然是候选人表态的重头戏。
她说：“冠状病毒的起源，香港、新疆的人权被镇压迫害，恶名昭彰的战狼外交等作为，已经使得中国形象一再恶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并不受民众支持。对支持政界的产业界而言，思考企业与人权之间的关连性的这种倾向也逐渐普及，消费者和投资者评估企业对人权的重视度的眼光也越来越敏锐。对于歧视外国人的行为，社会上的批判声浪愈来愈高，而且随着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大幅提升日本人对残疾人士和LGBT等少数族群的重视，也就是对人权议题的重视大幅提升，自然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采取愈发严厉批判的态度。”
阿古智子表示，民主国家中的政界人士需要民众支持，社会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恶行的反感一定会左右参选人的政见。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反感，是让外交政策相对温和的岸田转向更加“鹰派”立场的原因。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现代经营学部教授樱田淳(Jun Sakurada)认为，岸田文雄这次的发言与其所属的派系属性有密切关系。
他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岸田文雄最近发表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他的派系成员、以及与派系关系密切者的意见，并非岸田一个人的想法。以我的观察，岸田提出新设一名负责人权事务的首相辅佐官，这个想法很可能跟其派系中的一名成员，前防卫大臣中谷元的意见有关。中谷元是国际组织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的日方代表。当中国开始削弱香港的自由时，这个主要由西方国家议员组成的联盟适时地表达了忧虑。这应该是岸田的对中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樱田淳教授指出，岸田文雄和中谷元同属于称为“宏池会”的政治派系，虽然以往与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最大派系“清和会”是不同路线，但正是宏池会这种稳健鸽派较能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他认为很有可能是中国近年来对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压制，刺激了宏池会在价值观倾向的复苏与思考，才会转向对中国专制政权强硬的态度。
对中政策转向并非最近
樱田淳教授表示，日本政界与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变得相当强硬，可能部分是源自2005年与2010年开始发生的“反日示威活动”有关，在那之后让日本执政者逐渐了解价值观所反映到的作为差异。
他说：“2007年第一次上任的前首相安倍晋三选择了中国为首次访问国，但2012年重新掌权后，他对中国就显得非常谨慎，由他提出的“亚洲民主安全之钻”（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可见一斑。迄今为止，“自由开放的印太”也是这个防卫概念的延续。在先进国家中，日本是受到中国专制强权威胁最前线的国家，其次是美国，再来才是西欧国家。所以并不是日本对中态度最近才开始变化，其实以前也不好，只是现在欧美国家渐渐理解中国的专制强权背后的价值观。
樱田淳教授认为在各国人民中，日本人对中国的评价最为严格。过去十年的对中政策已经反映了这一事实。就对中关系而言，日本过去十年的价值观和政策是一致的，只是因情势紧张程度有执行上的程度差异。
日本与欧美的价值联盟
樱田淳教授表示，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经历了“迈向西欧”和“迈向亚洲”的两次浪潮。日本外交的主流是“西化”潮流。从二战前后几年的吉田茂政权开始，这也已成为一种趋势。不过，日本舆论中也有“亚洲化”的趋势，以一种与政府主流趋势保持相反的方式持续发展下去。
他说：“维护人权的理念，毕竟是“西化”思维的典范。因此，只要强调这一点，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只会是严厉的。40年来日本的对中政策体现了“暂时搁置人权，经济利益优先”的逻辑，我不确定未来这样的路线是否行得通。在我看来，这种逻辑延续下去的空间似乎愈来愈小了。日本已经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成员，因此日本的对中关系不能独立观察，而应该发展为与美国和西欧国家“协调”的角色，那么十年来对中国专制政权所造成的威胁由客观防卫发展至人权等价值观的批评，也是很自然的。”
樱田淳教授指出，特别是2010年代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路线定位于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之大框架。
他说：“这个概念寻求的是“西方世界”国家的联盟，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等适用此概念的国家的组织，具体政策是形成一个具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之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联盟。组成目的并非要围堵中国，而只是将中国视为一个“价值观不同的国家”。
樱田淳教授表示，价值观的差异可以很容易地从日本与欧美的对中与对台态度差异看出来。他指出，每当日本有支持台湾提升国际地位的表现，欧美国家就纷纷正面响应，这反映了台湾已经被纳入所谓的“西方世界”国家。从各种国际政治指标来看，中国和台湾在“自由度”的表现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状况。因此日本特别担心台湾的自由、民主被中国威胁时，日本是下一个受害者。日本目前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反映了这种氛围。
应对中国人权问题未见成果
有关应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实际成果，阿古智子教授认为，目前日本的情形差强人意。她表示，日本成立了针对中国在香港、新疆等地侵犯人权问题的超党派议员联盟，与岸田同派系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是领导者之一，但效果不彰。
她说：“这个联盟的目标是通过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来对海外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制裁。另外，国会关于人权问题的决议，首当其冲指向中国。然而国会的决议并没有取得成果，因为日本还是在考虑与中国的经济交流，造成目前日本在涉中人权问题上的反应大幅落后于国际。”
美国在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授权美国政府对外国违反人权及显着腐败人士实施例如禁止入境、冻结并禁止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等制裁措施。随后包括加拿大、法国、瑞典、欧盟等27国也陆续制定了类似法案，对于侵害人权者建构起全球制裁机制，是继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之后，落实世界人权保障最有效的方式。
阿古智子教授认为，其实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防止技术外流和控制出口非常重要，但日本各级政府机构之间的连结与合作并不理想，至今没有规划出具体政策。她表示，在世界局势愈发紧张的情况下，日本也应该具体思考政治庇护和接受难民的问题，并做出国际贡献，但现实是，日本政府的难民政策十分保守，所以一直未能阐明其立场。她指出，虽然政界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人权议题的重要性，也有许多相关发言，但实际达成的效益实在很有限。因为日本社会一向讲究维持稳定，所以很难因此反映到选票上，是造成政治家的说辞与行动有所落差的原因。
制定明确人权相关政策
阿古智子教授说：“可以肯定的是，面对中国的崛起，具有危机感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在各种平台上讨论与呼吁日本应该拿出适合日本国情的独特政策，对于人权议题的政策就是很重要的一环。随着日本人口不可避免地日益减少，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经济实力一定会减弱，现在是认真考虑日本应该针对哪几个领域集中资源发挥优势的时候了，应对中国人权问题这一项彰显共同价值观的领域应该尽快规划与落实，让人权相关的职位或组织超越象征意义，有些实际作为。”
她表示，随着美中冲突愈演愈烈，日本的立场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日美安全是民主国家应对中国威胁的重要关键。在考虑民主的理想形式时，日本需要确定自己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与目的，再制定政策并落实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