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在这周四参加了美国一年一度的国家早餐祈祷会，而就在前一天，也就是2月5日，两部关于达赖喇嘛的纪录片在华盛顿特区首映。好莱坞著名影星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也参与了其中一部纪录片的制作。
魏京生：“那个时候开始，悄悄地在家里头，收音机打开慢慢找找找，找着了。”Starting at that time, at home in secret, I would turn on the radio and slowly turn the dial, slowly, slowly, -- found it!
美国国务院12月11日播放西藏纪录片《不再恐惧》( Leaving Fear Behind)，这是国务院这个星期纪念国际人权日的活动之一。这个纪录片的制片人当知项欠（Dhondup Wangchen）在拍摄之后被捕，今年6月5日虽然获释，但被禁止离开中国。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这个星期下达指令，要求文艺工作者每年必须下基层体验生活，“树立正确的文艺观”，但是这种回到毛泽东时代上山下乡的做法，让许多人质疑也担忧，习近平是否带领中国走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北京掌控文艺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连线了中国旅美异议作家，也是《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的作者余杰先生来谈谈他的观察。
两位美国人各历时10年多时间搜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和文革中被奉为圣物的毛赠送的芒果的复制品，让人们有机会重温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文革中对毛的崇拜热。主办者说，展览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美国之音就成为“敌台”。然而许多中国人却对这个“敌台”情有独钟。今天，仍然有众多中国听众和观众还在通过美国之音获得外部世界的消息。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美国之音和中国听众、观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故事。
献给1942年以来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
2009年2月27日，中国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20岁的僧人扎白走上街头，点燃了被汽油浸透的袈裟，发出了惨烈的抗议。半个多世纪前，在同一片藏人生活的土地上，也曾发生过一段令几代藏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四省藏区发生过一段令几代藏人不寒而栗的历史。那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曲生死存亡的悲歌。
主持人为抗击艾滋病活动人士，摇滚名人艾尔顿•约翰。主持人：“我相信艾滋病是可以被战胜的。但必须要根除最致命的症状：羞耻感。耻于感染艾滋病毒导致数百万人不愿接受医疗机构的帮助
1996年3月台海危机有惊无险，原因是台湾方面事先得到准确的情报，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提供这份情报的人是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少将刘连昆。
1996年3月，在台湾即将举行历史性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前夕，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引发台海危机。两岸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在3月23号台湾举行总统大选日前达到高潮。3月8号到15号之间，中国向台湾北端和南端附近的两个海域发射4枚东风-15型弹道导弹，台湾空军和导弹部队进入最高警戒，战事一触即发。
性骚扰仍然是美国时下最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1991年之前，性骚扰问题很少被公开谈论。那一年，在参议院有关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听证会上，一位年轻的非裔美国女性公开表示，她曾受到多次令人厌恶的性挑逗。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戴笠纪念馆内的“忠烈祠”里摆放了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的牌位。这位解放军少将是1949年以来台湾策反的最高级别的解放军军官，也曾经是台湾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一个内线。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戴笠纪念馆内的“忠烈祠”里摆放了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的牌位。这位解放军少将是1949年以来台湾策反的最高级别的解放军军官，也曾经是台湾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一个内线。这位位高权重的解放军少将是怎么成为台湾间谍呢？他到底为台湾提供了什么重要情报？他最后的结局如何？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为您揭秘。
中共最高层近日内连续拿下两只“部级老虎”--海南副省长冀文林和陕西政协副主席祝作利，显示习近平新班子反腐倡廉“决心”。与此同时，新华社为香港廉政公署成立40周年而推出的电视片《廉政公署》引起读者和观众注意，几乎在同一天，搜狐网也开始在其网上视频节目中播放美国电视系列剧《纸牌屋2》，网上点击和收视率也相当不凡。
前红卫兵小将宋彬彬道歉事件勾起了人们对于文革暴力的集体记忆，引发了有关文革之罪与赎罪的巨大争议。今天的焦点对话特别节目我们从三个层面来探讨文革中的血腥暴力：第一，造成文革暴力的制度，政治，文化与心理因素是什么？第二，除了政府之罪，参与文革暴力的个人应该负多大的责任？最后，文革暴力与今天中国政治和社会中的“暴戾之气”有何关系？
文革过去多年，其中的暴行仍然没有得到清算和反思。这中间政府的回避与掩盖起了最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文革暴力之所以发生，既有政府之罪，也有百姓之恶。为什么到今天中国政府和民间基本上对文革暴力保持沉默？除了政府的操纵和鼓动，个人应该对当年的集体暴力负多大的责任？随着文革一代人逐渐走近生命的终点，如何才能避免他们的经历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灭？
文革过去多年，但文革投下的暴力阴影，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清晰可见。从打压异议人士的强力维稳，到重庆模式的红色激情，从暴力拆迁的强占掠夺，到“动不动就喊打”的外交辞令，从上层的毛式话语，到民间的愤懑不平，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仍然处处折射出文革式的暴力意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要如何才能抚平暴戾之气？中华民族，如何才能摆脱暴力阴影，走进文明世界？
一部讲述西藏问题的纪录片《为西藏斗争》正在海外藏人社区中巡回放映。纪录片《为西藏斗争》(英文片名为Struggle for Tibet)刚刚在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进行了小范围放映。该片不仅反映了藏民族在文化与宗教传承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还揭露了中国政府对西藏水资源的开采利用背后的经济利益。
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文革“红人”宋彬彬本月中旬以文字等方式，就文革言行高调向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受害老师道歉，引发赞扬和拍砖；此前的去年10月，陈毅之子陈小鲁也带领部分老三届校友回母校北京市八中向当年的老师道歉。有分析称，作为红色后代的当年红卫兵公开为其行为道歉和忏悔难能可贵，但是，反思文革不应该仅止于个体的救赎。那么，红二代近来为什么纷纷重舔文革伤疤？宽慰个人情感是否能抚平集体创伤？中国怎样才能夷平文革这道坎儿？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请分析人士一同讨论。
Gao Wenqian (author of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 It was the evening of June 3, 1989. My wife and I were at Tiananmen Square together. The air was full of tension, full of panicky rumors—like a scent, the smell of blood, from what was about to h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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