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为抗击艾滋病活动人士，摇滚名人艾尔顿•约翰。
主持人：“我相信艾滋病是可以被战胜的。但必须要根除最致命的症状：羞耻感。耻于感染艾滋病毒导致数百万人不愿接受医疗机构的帮助，也拒绝接受相关信息，躲藏在阴影当中。如此一来，他们无法保护自己，也无法保护他们所爱的人。在这个节目中，您将看到六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全球各国都必须反思陈腐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观，消除这种羞耻心理。 我们首先介绍的是加勒比海的岛国海地，这是西半球感染艾滋病毒患者比例最高的国家。”
在海地，每天就有两名新生儿感染艾滋病病毒。
维妮斯∙路易斯今年20岁。她11岁的时候，父母死于艾滋病。成为孤儿后，她和姑姑生活在一起。
几年之后，她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劲。
艾滋孤儿维妮斯说：“我经常生病。我14岁的时候，他们带我去做了HIV测试。他们是在那时候发现我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我姑姑的男朋友说我不能再在家里住了，因为我会让其他小孩感染的。”
维妮斯现在住在由“关爱海地艾滋孤儿”这个组织运营的孤儿院里。那里还有另外18名HIV呈阳性的孩童。
在海地，携带艾滋病病毒是件羞耻的事，而且这一看法根深蒂固。这一诊断之后，维妮斯遭受着残酷的身心折磨。
艾滋孤儿维妮斯说：“我姑姑的男朋友叫她把所有我使用过的东西分开来，餐具、杯子、香皂。我睡在房子的一处，和他们的是分开的，我也不能和其他孩子玩。”
每天早晨，维妮斯和其他孩子一起准备上学。
她姑姑不允许她去学校接受教育，担心哪里划一刀或擦一下就会让其他孩子感染病毒。20岁的她只上完了4年级。
她刚到孤儿院的时候，她很害羞、很少说话，经常哭。
艾滋孤儿维妮斯说：“我觉得一点都不好。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正常人。我姑姑对待我的方式让我觉得生活对我就是残酷的。”
孤儿院的孩子每天接受两次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治疗。
维妮斯刚到孤儿院的时候身体非常虚弱，发育不良。诊断之后，她恳求姑姑带她去治疗。
艾滋孤儿维妮斯说：“我曾经每天经常哭。我姑姑对我说，我能得到的唯一治疗就是死了埋在土里。”
最终，维妮斯在一家医院得到了几次治疗。她还见了一名心理医生，说了她遭受虐待的情况。
艾滋孤儿维妮斯说：“他们告诉我，如果我不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他们会把我赶出去，我就会睡在大街上了，像个妓女一样和男人鬼混。他们就不会再让我回去了。”
正是这名心理医生建议把她送到孤儿院。她的生活也因此开始改变。
孤儿院院长说：“她开始接受定期的治疗后，体重开始增加了。她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都开始得到改善。”
维妮斯的两个姑姑在我们的请求下同意去看望她。她的姑姑吉妮斯否认虐待她。
维妮斯姑姑吉妮斯说:“如果别人这么和你说，那不是真的，尤其是她生病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虐待过她。”
维妮斯记忆中的却不一样。
维妮斯说：“他们说，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在说谎，因为他们确实虐待我了。”
维妮斯的姑姑们不想再提过去的事，但是，痛苦仍旧萦绕着维妮斯，挥之不去。
维妮斯说：“等我大一点后，我会让他们知道她们对我所做的事是错的。”
她说：“现在，我想完成学业，学习一门手艺，再也不回去和家人住在一起。”
维妮斯说，她希望有一天能在孤儿院工作，帮助其他感染了HIV的孩子。
主持人: 虽然艾滋病现在已经可以治疗，但对于被诊断出感染HIV病毒的人来说，这还会是改变一生的体验。在柬埔寨，感染HIV的人常常遭到朋友、家庭和社区的遗弃。这种羞辱是无法忍受的。我们今天为您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是一名被诊断感染HIV病毒的柬埔寨妇女如何与人生悲剧做抗争的故事。
每天清晨，尤可•纳维都会站在镜子前，看看过世丈夫的照片，回忆与丈夫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
丈夫在得知自己HIV检测呈阳性后，选择了自杀。
柬埔寨艾滋病患者尤可∙纳维说：“在我为丈夫举行葬礼后不久，村民们就开始看不起我了，他们对待我也与以往不同了。村里的小孩开始取笑我的儿子，他们说，你爸爸得了艾滋病，他可能会让整个村子感染的。”
尤可•纳维的家距离泰国边境不远，她继续生活在那里，但她害怕自己是不是可能也感染了艾滋病。
尤可∙纳维说：“我告诉自己，如果我感染了艾滋病，就自杀。我宁可死，因为得艾滋病带来耻辱。那种耻辱太强大了，让人恶心。”
后来，村民焚烧了她的房子，尤可•纳维回到金边附近的娘家，与姐姐一起生活。
她经常生病，测试证实了她最大的恐惧：她感染了导致艾滋病的HIV病毒。
尤可∙纳维说：“我唯一的姐姐和外甥女对我表现出厌恶之情。之前，我们一起吃饭，但是在得知我感染HIV病毒后，他们就不愿和我一起吃了。甚至我的孩子在一旁玩耍，他们也会把他叫做‘艾滋小孩’。”
柬埔寨向7万名HIV病毒感染者提供免费的药物治疗。
但是，许多人住必须从农村到城里才能得到治疗。那些贫困的人生活在脏乱的环境中。他们从家庭和社区受到的侮辱往往使他们内疚、羞愧和自责。
柬埔寨国家艾滋预防与治疗署秘书长坦∙昆西：“近75%的人觉得他们犯了人生中的一个大错，所以受到社会的歧视和隔离。情况严重的最后往往是自杀。”
绝望、孤独，尤可•纳维想过像丈夫一样自杀。
尤可∙纳维说：“我病得非常厉害，又瘦得皮包骨头，我一点都不想活了。之后我想到了我的儿子，想想他好可怜，所以我要努力地为他活下去。”
虽然尤可•纳维找到了活下去的力量，生活对她来说仍旧艰难。她的姐姐不可能再帮她了。
尤可∙纳维的姐姐苏恩∙基亚：“我不可能再供她吃住，我连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快养不起了。”
尤可•纳维现在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感觉好些了。柬埔寨的一个救助HIV感染者的组织“救助之家”为她提供了住所、食物和药品。
儿子给了她生活的目的，但是她常常会想起死去的丈夫。
尤可∙纳维的姐姐苏恩∙基亚说：“我每天都感到气愤和遗憾。他现在要是活着，他就能有药了，和其他艾滋病人一样健康生活。他应该看得长远些的，不应该自杀的。”
虽然她经历这么多困难，生活还在继续。她仍然是照顾自己唯一的儿子的单身母亲。
主持人: 现在为各位讲述第三个故事。这是有关非洲乌干达和尼日利亚境内生活在阴影里的一些同性恋者的境遇。在乌干达，反同性恋法规定同性婚恋关系属于违法，而在尼日利亚，同性恋人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恩爱则会面临10年的监禁。两国的法律让容易感染艾滋病毒的同性恋群体更加生活在阴影中。
在乌干达，宗教是用来打击同性恋的武器。
《上帝爱乌干达》导演罗杰∙罗斯∙威廉姆斯说：“这些抗议、尖叫着‘杀了同性恋！同性恋去死！’的人们其实并不是真的针对同性恋，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他们要找替罪羊，政府就拿同性恋当替罪羊。”
同性恋在非洲的37个国家是非法的。影片《上帝爱乌干达》记录了美国福音派对乌干达反同性恋政策的影响。
威廉姆斯说：“数十年来，乌干达一直是美国基要主义福音派的传教之地。乌干达是理想之地，因为那里是非洲艾滋病毒和艾滋病肆虐最为厉害的地方。美国福音派认为那是一个机会，便来到了乌干达。”
“国际保卫家庭”组织主席斯科特∙莱弗利牧师说：“我的目标一直是阻止一切形式的乱性行为。我认为，世界上所有政府都应积极地促进两性家庭和两性婚姻，那是自然的状态，是主流文化。”
在圣经学习课上，他们教导上帝不爱同性恋这一教义。
威廉姆斯说：“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现在培养的牧师都认为圣经中的律法高于世俗的法律。这是美国福音派在这个国家30年来传教的结果。”
2014年2月，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签署了一项规定同性婚恋关系非法的法案。
斯科特∙莱弗利牧师 说：“认为非洲人民是小孩子，不能自己决定自己国家应该有怎样的道德法则，这是家长式的殖民主义，说的严重点，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伊凡尼∙阿拉祖里克经营一个诊所，为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同性恋者提供医疗服务。在尼日利亚，17%的男同性恋者HIV呈阳性。
艾滋病活动家伊凡尼∙阿拉祖里克说：“对那些要失去生命的人们，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我们在与法律做斗争，我们能够为我们所做的事承受10年的牢狱之苦。”
如今，他在调查一起仇恨罪行，一名同性恋青少年因人们对同性恋的仇恨而遭受暴力。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的健康官员相信，新的反同性恋法将会降低HIV的感染率。但是，伊凡尼却认为，新法律只会加剧暴力和恐惧。
一位男士对伊凡尼说：“自从那晚遭到暴徒袭击后，这个社区的生活就再也不一样了。他们暴打我，抢了我的电话。“
法律实施前，伊凡尼的诊所每星期有15名新患者。现在，每星期只有4名。
伊凡尼说：“都说要消除艾滋病。如果我们不考虑同性恋，不考虑变性人，这个目标是无法达成的。”
尼日利亚官员称，没有人会因为新法律的实施而被剥夺接受医疗服务的权利。
尼日利亚总统发言人麦克∙奥梅里说：“法律所限制的是，不允许同性恋者聚集到一起，大声说，我们是同性恋，我们要在街上做爱，等等这些。不论是谁，尼日利亚为其公民提供治疗任何疾病的服务。”
《上帝爱乌干达》导演威廉姆斯说：“在尼日利亚，如果你感染艾滋病毒，你不能去诊所，你无法得到所需药物。几乎不可能，有各种限制。你遭到侮辱，你受到医疗机构的歧视。总统发言人那样说简直不可理解。”
伊凡尼毫不气馁，继续他的斗争。
伊凡尼说：“我每天醒来，就想做更多的事。我希望人们开心，我希望有一天尼日利亚能实现人人平等。”
威廉姆斯 说：“伊凡尼绝对是英雄。我觉得西方人很难理解他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那是恶意和仇恨。但他拒绝退缩，而是飞蛾扑火般去面对这些，真的是不可思议。”
反同性恋法在非洲越来越普遍。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一定会不断成为新闻头条。
主持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非洲裔同性恋社区，羞耻感和恐惧让很多人不敢直面艾滋病危机。我们追踪采访了克里斯丁•培基•巴斯。他是个同性恋者，也是个艾滋病毒携带者。他过去也曾对治疗怀有恐惧，但是现在他鼓励华盛顿其他同性恋者寻求治疗。这就是我们讲述的第四个故事。
艾滋病活动人士克里斯丁•培基•巴斯说： “我真的喜欢唱歌。我想，上帝赐予我一副好嗓子，让我唱歌。”
克里斯丁•培基•巴斯呼吁人们要有包容的心态。
巴斯说：“我们不说自己教会是同性恋教会。我们说自己是非常包容的团体。我们的教会中有变性者，也有异性恋。我喜欢这种包容性。”
克里斯丁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上长大。那里远不是个包容的社区。美国南方十分保守，通常是不会容忍同性恋存在的。
巴斯说：“我那时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因为从来没用过这个词。我们通常用‘柴火’，就是这个词。我对同性恋一无所知。你被称为‘柴火’，而不是同性恋。……我不喜欢那个镇子。”
2001年，克里斯丁和经常注射毒品的母亲都被诊断出HIV呈阳性。
五年后母亲去世，克里斯丁充满恐惧。
巴斯说：“我看到她梳妆台上她已经开始装的下一个星期的药盒。我看着这些药片，心想‘我也会这样死去的。’从那一天起，我不想再吃药了。”
他需要换换环境，于是决定到华盛顿来看看朋友。
巴斯说：“我来到华盛顿，并爱上了这儿。我看到很多同性恋，他们在这儿很自由。我也要像他们那样，于是决定留在这儿。”
环境的变化也改变了克里斯丁对治疗的看法。他遇到了惠特曼 - 沃克诊所的执业护理师贾斯汀•郭弗斯。
艾滋病诊所医疗主任贾斯汀•郭弗斯说： “他真的很抵制对艾滋病毒进行治疗。我想，他母亲的死带给他很大的精神负担。他母亲去世时服用了大量的药物。但现在，他成了治疗艾滋病的倡导者。”
这使巴斯成为华盛顿同性恋俱乐部的常客。
巴斯说：“很多人会跑来跟我说，‘你是成员吗？你有电邮信箱吗？我怎么联络你？我想跟你谈谈。就因为我是个带菌者，我正在和另一个带菌者约会。有些人在那儿呆一会儿就走。他们需要我的时候会给我发短信。你知道，我们会保持联络的。”
巴斯还是个兼职模特。
巴斯说：“我被确诊后，医生说，我只能活两年。我想让人们明白，如果你接受治疗，你仍然会是健康的，气色会很好。你可以活很多年。不会像1980年代的患者们那么痛苦。”
他说： “听到艾滋病这个词儿，所有人都会跑掉；要是听到HIV，人们会留下来。要是说‘我的HIV呈阳性’，没人会走的。如果你说艾滋病，就像是打开了灯，看到蟑螂到处逃窜。”
巴斯仍然在努力克服自卑感，同时，他在鼓励其他同性恋接受治疗。
主持人: 接下来为各位讲述的第五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Insite的毒品安注屋的故事。Insite的毒品安注屋位于温哥华海洛因区最臭名昭著的一个街区，是一个有专人监督注射毒品的机构。在那里，护士提供客户清洁的针头用于注射毒品。研究人员发现“安注屋”有效地降低了那个地区的HIV病毒的感染率。但是，“安注屋”并非没有争议。批评者认为“安注屋”会导致毒品使用的增加。
温哥华一直被称为太平洋西北地区的一颗珍宝，但是温哥华也有黑暗的一面。在市区的东部，有4000多名静脉注射毒品者生活在这里。喜士定街周围的小巷是公开的毒品市场和枪战场所。
理查德•提格曾经是海洛因“瘾君子”，感染艾滋病病毒超过24年了。
理查德∙提格 海洛因戒毒者理查德∙提格说：“你瘾上来了，就想来上一针，你会去最近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就是这条巷子。你就想马上来上一针，一点也不想等。你不会等着去找个房间。你会去最近的地方，相对没有人看见的地方，然后马上来一针，享受快感。”
社区为此建了这个“安注屋”，北美第一个有专人监督注射毒品的机构。
海洛因戒毒者提格说：“人们毒瘾很大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就是，不管我们说什么，他们就要吸毒。那么，你的关注点就变成了，如果他们必须要吸毒，我们怎么做才能使吸毒比较安全，降低吸毒者感染病毒、造成大伤口的风险，以及减小吸毒者需要其它医疗服务的可能性。”
“安注屋”有12个注射室，客户可以在那里在健康专家的监督下注射自己的毒品。
“艾滋病预防项目”主管安德鲁∙德：“水在这里，消过毒的…”
在这里，客户可以拿到干净的针头、纯净水，并且有人帮助他们清洁伤口。
理查德注射海洛因的时候，“安注屋”是他的避风港。
提格说：“我知道，“安注屋”是上帝赐给温哥华和很多人的。我知道，有几个星期，“安注屋”挽救了10或15个过量注射毒品的人。”
“艾滋病预防项目”主管安德鲁∙德说：“我们做的重要的一件事是显著抑制了感染HIV和丙型肝炎病毒人数的增长。我认为，我们这里HIV病毒的感染率很可能降低了约70%。”
但是有人斥责“安注屋”。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和国会中的保守派想要关闭“安注屋”。
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大卫∙T∙约翰逊说：“在加拿大或一些中欧国家，对‘安注屋’这类机构进行了很多研究。一些研究表明，这类机构有利于公共健康。另一些研究则显示，这会从让更多的人吸毒成瘾，健康危害很大。”
吴里奥•蒙坦仁博士表示，设立“安注屋”的健康专家对“安注屋”是否能减少HIV病毒感染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英属哥伦比亚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吴里奥∙蒙坦仁博士说：“一次又一次的数据的结论并不一样的。 有的说，‘是的，是有帮助。有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我的同事以及整个社区所关注的事并没有实现”。
如今，理查德•提格的生活重心是如何获得平衡与宁静。
提格说：“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公园吗？因为你只要环顾一下四周，就知道这里非常宁静。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摆脱。我不用再站在街上，站在背街的小巷里，站在垃圾桶旁边生活。”
他说： “我仍然要面对作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带给我的羞辱，我一直无所忌讳。我的最好建议就是脸皮要厚一点。你改变不了，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你就要要学着如何生活下去。”
其它国家也设有监督注射毒品的项目，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计划马上开始设立这样的机构。
主持人：19岁的莫里斯∙威廉姆斯现在愿意面对现实。他出生时就感染艾滋病，但他一直不敢告诉别人这一事实。他出生时HIV检测呈阳性，导致他一直生活在阴影中。如果莫里斯今天出生，他的人生可能会不同。现在就为各位讲述第六个故事，三位美国医生所创造的一种抗病毒治疗治疗方案，能在婴儿出生时缓解其体内的艾滋病毒。
德博拉•佩尔绍德医生对创造医疗上的突破性进展充满热情。对出生时HIV呈阳性的婴儿来说，似乎有了新的希望。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传染病研究项目德博拉∙佩尔绍德博士：“我们致力于找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但是未来的路很漫长。”
佩尔绍德博士、盖伊博士和路泽里亚格博士是三名研究人员，他们治疗了一名HIV呈阳性的新生儿，让他至少两年没有发病。《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去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是新的证据表明那个新生儿还是HIV呈阳性。
佩尔绍德医生相信，早期的药物治疗对莫里斯•威廉姆斯这样出生时HIV呈阳性的患者有很深远的影响。
莫里斯出生后，华盛顿儿童医院诊断出他的病情。他一直在那里复查。
艾滋病毒感染者莫里斯∙威廉维斯：“我在13岁时才知道自己的HIV呈阳性。当时我7年级。我拒绝服用药物，除非他们告诉我原因。这才让我知道了真相。”
抚养莫里斯的外祖母一直没有告诉他真相。莫里斯的母亲因感染艾滋病去世。外祖母从未向他提起此事。他出生时，母亲自己还是个孩子。
莫里斯祖母特奎拉∙麦克里斯：“我女儿怀莫里斯的时候才15岁，于是我过来帮忙，因为她害怕打针。”
威廉维斯说：“在我成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怨恨母亲。但当我发现，这种恨于事无补后，我不再怨她了。我反而充满同情。我母亲当时不够坚强，无法接受感染艾滋病毒的事。。”
莫里斯目前在大学里修读戏剧艺术。
威廉维斯说：“我觉得人们对艾滋病讳莫如深。很明显，患了艾滋病不再像过去那样，等于被判了死刑。”
莫里斯还在帮助像沙尼那样感染艾滋病毒的青少年。
莫里斯的辅导员梅丽莎•塞拉韦格鼓励他去帮助别人。
威廉维斯说：“沙尼13岁。就是在这个年龄，我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当时我身边没有同龄人能帮帮我。你知道，服药会有帮助。但能和沙尼聊聊，我感觉更好，他可能都没意识到。”
佩尔绍德医生第一次和莫里斯会面，她可以面对面了解患者。
佩尔绍德医生说： “要根除HIV病毒携带者的自卑感，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让他们觉得，和有癌症、糖尿病，或是其它慢性病的患者一样，因为很多人都会得这个病。”
威廉维斯说：“我或许不能改变世界，但我想启发人们这样做。我相信，我能做得很好。我相信，我能活很久，我本来不应该在这儿的。”
YouTube视频：艾滋病纪录片 《活在阴影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