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并兼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试图以学术研究透视政治现实。
中国如今苛政当道，恐怕已不仅是老百姓受苦，官员们似乎也“高危”被荼毒。有人说习近平的中国是“官不聊生”的中国。这几天，以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上将被查为标志，一波新的清洗看来正在展开，惶惶然而“不聊生”的中共高官恐怕又多了一大批吧？
最近十天，中国恶性案件频发。11月11日晚，广东珠海，一名男子驾车在市体育中心全民健身广场绕场冲撞人群，导致数十人死亡、更多人受伤。同日，浙江杭州，有车辆在上城区某路口连撞多人多车，导致一死四伤。13日晚，江苏宜兴，有人在无锡工艺技术学院持刀袭击学生，造成近十人死亡、十数人受伤。17日，位于广州的广东工业大学校内，有人持刀行凶，伤亡情况不明。19日，湖南常德，一家小学门前有越野车连续撞击学童，警方尚未公布死伤数字。有统计说，2024年内，中国各地已经发生近20起这样的无差别蓄意行凶案。
河南郑州大学生上万人夜骑自行车前往邻城开封吃汤包的举动，在11月8日晚间参加人数据说多达20万而形成高潮后，迅即被当局叫停，举措包括封路和封校。校内是否还有针对学生的后续动作，目前不太清楚。但有媒体报道，这些举措引发学生反弹。在全国多地，大学生纷纷效仿。西安、成都、武汉、南京都一度出现大学生自行车夜骑行动，目标为临近城市。北京有大学生骑行天津，还出现了前往天安门广场的尝试，警察如临大敌，设置路障阻止。
自9月24日中国央行宣布实施金融刺激措施迄今已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股市的“牛市”成为引人瞩目的焦点，面上舆论纷纷，底下金钱滚滚，一时间中国经济再次进入争相发财的万民狂欢景象，黄金岁月似乎正在到来。
一个幽灵，“人民”的幽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已经游荡了75年。这个幽灵无处不在，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日报，人民出版，人民邮政，人民铁路，人民银行，人民币……
本栏再三批评“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我不承认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有其理由的。通观西方与世界这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问题、麻烦、代价、弊病，乃至灾难与罪恶，都有，而且很多，有的甚至很大！早期的不说，只说当今：贫富悬殊，社会失序，环境恶化，价值撕裂，等等，这样的问题和弊病处处可见，有些甚至积重难返。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现在是习近平政权的头牌节目，已经成为中共当今治国路线的总概括。那么，这个说法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呢？此处文短，难以系统陈述论据来做深入探讨，但将之放到人类历史上“现代化”的来龙去脉大背景下稍加分析，也许还是有帮助的。
一般认为，习近平并不“近”似邓小平，而是邓小平路线的颠覆者。于是，很多人在对习近平高度不满的同时，祈盼中共回到邓小平路线，实行所谓改革开放，上上下下“闷声大发财”。现如今，打出邓小平的旗帜，好像就是对习近平最大的否定。本文观点不同，并不认为习近平起错了名字，如题所示要强调的是邓小平与习近平之间的根本关联。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切极权主义政权一样，中共喜欢玩弄文字障眼法，也就是用有真有假、真假难分的文字游戏来一边宣示真意一边欺骗舆论。习近平今天这一套，“改革”是假，但也不是全假，中国式现代化是真，但也不是全真。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落幕一周以来，如果对其传递出来的信息还有什么看不清楚的，这两天的中国股市可以说给了有力的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由于中共三中全会后缺乏重大政策支持，加剧了看跌情绪”。自7月21日中共三中全会的相关决定发布之后，沪深300指数连跌三天，到24日收跌0.6%，累计跌幅超过3%，为1月31日以来最大跌幅。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过几天就要登场了。中共也好，习近平也好，要说也真是有本事，用这么个可有可无的会议就吊足了海内外舆论的胃口。先是未按近几十年惯例在二十大后的第二年举行，惹得一番热议；终于宣布了会期，内宣、外宣加上“自干宣”，又来一番热望，大有习近平刚刚成功做了换心换脑手术而“与民更始”之势。
上次谈了中国社会溃败的“国际扩散”，这次就来了个中国社会溃败“出口转内销”的案例。欲罢不能，只好再谈一次。
本来不想再谈社会溃败的话题了，可是，新材料不断出现，也很能启发思考，于是似乎必须再写三写。“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上篇专栏谈“中国大面积社会溃败”，有读者不以为然。批评的观点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一种是拿美国做对比，认为美国的社会溃败比中国更严重；再一种，不同意拙文强调社会溃败的政治制度原因，认为经济原因更重要；还有一种，则是对所谓“大面积”表示质疑，觉得拙文所举例子不过是个别现象，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文明程度比西方高。
中国正在出现“大面积社会溃败“，最近的“胖猫”事件以及邯郸初中生杀人事件，“互害社会”在中国浮现。情节有轻有重，但几乎无日无之。社会溃败就其表现而言固然不直接和政治上的权力争夺相关，然而，其深层根源却一定和政治制度相关。
今年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三十五周年。四月中旬以来，进入政治舆论的热季，许多持续多年的争论再次浮上水面，其中争论之一就是如何评价胡耀邦和赵紫阳。
在中文世界讨论公共话题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中国，这当然首先是因为政治专制对于言论自由的钳制。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敢于反抗或能够摆脱专制的人们就一定可以健康地展开公共讨论了。
香港3月19日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并宣布这项法律草案将迅速于3月23日生效。连同北京于2020年6月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这如同两颗原子弹投在香港，这个城市曾经引以为傲、回归中国27年以来仍然残存的自由、法治与经济繁荣被彻底摧毁！
“今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今年的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开幕前夕，新上任的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如是说。简简单单一句话，引起国内外舆论哗然。这位新闻发言人也算弄了个大新闻，新闻就是中国总理不再和新闻记者们谈新闻。
龙年春节后开工头一天中共湖南省委发出的一份文件引起了热议。这份文件题为《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显然，“解放思想”这四个字，与中国当今的政治氛围太过违和，这么突然冒出，未免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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