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掌舵大国经济 习近平引领中国经济开启新航程》， 这篇文章正式宣告：盛传了几个月的“南北院之争”暂告一段落，中共一哥习近平正式接掌中国经济之舵。从民间角度来看，今上喜欢揽权专断，李相温和亲民，后者所获同情分较高。
8月10日，在华美国商会等46个全球商业团体联名致信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中国的《网络安全法（草案）》等法规影响商业正常运行表示关切，希望中国修改相关法规，因为“这些法律法规将使中国孤立于全球数字经济之外”。
最近，英国唐宁街易主，中法联合投资的欣克利核电站协议延期，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立刻就此发表文章，称这将影响中英互信。中国投资遍布全球165个国家与地区，其中麻烦项目非常多，但很少有大使级官员为此发表专文，将项目搁浅上升到影响两国邦交的程度。
我从不认为这些出身共青团系统的官员在中共政坛构成了一个派系，即使在胡锦涛任总书记的十年内，共青团出身的官员，例如李克强、李源潮、令计划等都获大力拔擢，但也不构成“团派”。以下是我的理由，供读者参考。
共青团中央近几年走衰，从李源潮调任闲职与他开创的哈佛省部级官员专修班停办，再到青年政治学院取消大专，加上共青团出身的令计划陷狱，这座香火一度旺盛的庙宇终于大降格。
最近，关于中国的大新闻应该是习近平、李克强这两位中国领导人在国企改革方面的严重分歧。可惜的是，国外分析多着眼于权力斗争，以及李克强可能将不再任中国总理，却很少去分析所谓习氏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
在维持房地产市场兴旺与开征房产税之间，政府其实只能二选一。但中国政府现在是“鱼”与“熊掌”想兼得，既想让地方政府继续卖地以维持土地财政，又想从老百姓的钱包里挖出一块房产税。
专制极权国家的民众不信任媒体，是因为媒体受政府严厉控制。西方国家的媒体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却因其价值立场的倾向性与选择性报道，其公信力正在迅速降低，不少受众选择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源。
2016中国水灾，除了灾情严重、受灾者众多、天灾人祸纠缠在一起，民怨沸腾之外，中国人突然感觉到自己象个国际弃儿，国际社会少有存问。虽然这一思考被中国网管扑灭了，但我却认为，中国人已经到了应该想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这次中菲南海仲裁案结果的颁布，虽然并未改变南海局势，但中国却大失形象分。中国方面有不少文章分析“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由何而来”，都只模糊地提到“菲律宾执意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
南海仲裁结果公布之后，中国仍然重申“四不”（不参与、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但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却不事声张地发布了一项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进入“战时状态”。
6月30日以来，中国长江中下游经历严重洪涝灾害，沿江数省受灾人群近3300万人。湖北省灾情最重，计17个市、80个县与1162.85万人受灾。官方宣传仍然是老套路。
7月4日，令计划案开审，认定受贿、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滥用职权等三罪并判以无期徒刑。因为令计划表示“向组织负荆请罪”，不像薄熙来那样利用庭审为自己辩护，观众觉得兴味索然。
6月19日，德国总统高克（Gauck）在德国电视一台ARD上说：“精英不是问题，民众是问题”。此论一出，一些德国人在社交媒体上标上“SOS”转发这句话，警示德国民主制进入危急状态。
从英国谋划退欧开始，各类评论预测之文汗牛充栋，均是劝告英国不要打错算盘，退欧必将带来巨大损失。这些评论完全忽视了自二战以来，英国与欧洲（主要是法德两国）的舞步始终不太和谐，英国入欧之联姻几乎从一开始就埋下离异的种子。
在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的第二天，中国河北钢铁集团用4600万欧元收购了塞尔维亚梅代雷沃钢厂，该厂4年前美国人以1美元象征性价格卖给塞国政府。官媒评价称，该合作不仅将为塞国带来5000个就业机会，还将为塞中更广泛合作开辟新的前景。
这标题看起来实在荒唐，但香港铜锣湾书商失踪案将这两个词组合成了一个当代中国故事。当事人林荣基返港后召开记者招待会，提到办案机构“中央专案组”，不仅引起轩然大波，还唤醒不少经历过文革的大陆人的黑色记忆。
习近平如果还按江胡时期的规矩，干完两届就退休，并保持不出现“制度断层式波动”，那就只能找一个傀儡来接班，他本人保持垂帘听政的太上皇地位。但估计习从自身经验出发，绝对不会冒这奇险。最保险的方式就是效法普京，终身执政。
近几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极快，2015年，中国海外投资总额为1231.2亿美元，2016年才到4月中旬，中国海外投资就高达1100亿美元。外界评论多以为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成功实施，却忽视了因中国经济高度货币化……
6月5日，瑞士就“无条件基本收入”计划进行公投，瑞士人居然以76.9%的比例否决了这个政府派发免费午餐的计划，这对全世界所有患上福利饥渴症的人，简直是一条太不和谐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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