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昆明3.1事件发生后，舆论分化非常严重。尽管中国大陆言论几乎一边倒的痛斥疆独的恐怖主义，但也有更多的汉人意识到，这是中共当局在新疆长期高压维稳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两会年年有奇闻，今年的奇闻之一是政协委员李海滨的提议。李委员认为，《水浒》电视剧应该禁播，因为与暴力相关。李委员的提议有时代特点，因为他没要求禁读《水浒传》（以下简称为《水浒》）这部书，因为现在青少年主要看电视......
2014年的两会，注定没有前几年那样轻松“和谐”。女代表大概没有心思再秀高级时装与貂皮大衣，陈光标大概也不会再免费派送罐装“新鲜空气”。因为本次两会有一重头戏，即朝廷让代表群观“老虎”受刑，并预告新的“打虎路线图”......
最近，美国生态经济学家布朗再度发表报告，重提“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正被雾霾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中国，无论朝野几乎未曾关注这一报告。 回想布朗先生因《谁来养活中国》在中国的遭遇，令人无限感慨。近20年之间，布朗从“中国威胁论”的主要炮制者，一度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座上宾，再到现在被当作“透明人”，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布朗当年预测的所有危机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
扑朔迷离的周永康案，终于被四川刘汉的“黑金帝国”故事推向高潮。从财新网自2013年陆续抖落的各种故事及办案方向来看，周案正朝着“涉黑”方向迈进。所谓“黑”者，一是四川富豪刘汉的黑社会背景，二是今年2月全国扫黄活动必将从全国公安系统里网出几条大鱼。这个特点，将使周案成为中共历史上“党与国家领导人涉黑腐败”第一案，并以此载入史册。
中国的性产业要想存活，必涉黑道及公安系统的“保护伞”。北京这次全国扫黄，以东莞这一性都作为开局，本以为既占领了舆论上的道德高地，又可以大举清理公安系统。却未曾充分估计民意已达到“凡政府主张的就要反对”.....
近来，中国媒体越来越频繁地提到各国的“货币贬值战”，指不少国家竟相采用货币贬值的办法以维持本国的外贸优势，因此动了中国的奶酪，例如“中国成为日元贬值牺牲品”，建议“韩元升值戕害出口韩国政府着手应战”等等，但与此同时，却又盛赞中国政府努力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这种矛盾怪异的报道多了，让内行不免要问：在中国出口贸易这匹“老马”步履蹒跚之时，北京为何不能象其他国家那样，采用货币贬值的办法刺激出口？
最近中国政府在“性都”东莞扫黄，本以为是占道德优势的“民心工程”，结果引来一片讥讽，网上居然出现“东莞挺住”的帖子，而且应者云集，不少人质疑政府扫黄的动机：中国的黑暗面多了，干嘛盯牢性服务？从道德层面讨论中国性产业是否应该存在，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使性产业就此消失。
2月4日，在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说，中国在亚洲东部海域侵略性的追寻主权，是“受历史使命感驱使”，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即中国正寻求扩大领土主权；但判断这种行动是“受历史使命感驱使”，则是受中国说词影响，因为中国的对外扩张冲动来自于中国无法摆脱的“马尔萨斯灾难”，即人口持续膨胀与本国资源萎缩之间的矛盾。
《羊城晚报》记者刘虎2013年因网络反腐被捕，最近被诉以诽谤、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三罪。这三项控罪是否成立，国内司法界正在讨论。但刘虎当初确实是因网络反腐陷狱，考虑到中国司法经常为政治服务，我认为刘虎案件再次凸显中国政府垄断反腐这一特点：从腐败线索的举报到立案，政府都视为禁脔，不容他人置喙。
埃及革命三周年大庆的参加者，很大一部分是当年庆祝穆巴拉克军政府倒台的革命青年。塞西元帅在未来的选举中当选埃及总统似乎毫无疑义，军政府当家已经隐然成形。埃及青年希望通过革命一揽子解决的问题，除了穆斯林兄弟会再次被枪炮逼回地下状态之外，政权还是军政府，失业问题比革命前更严重，经济困境更甚于革命前。
今年一月是“阿拉伯之春”三周年整，经历过那场革命的国家，命运各不相同。突尼斯1月制定的宪法，使该国结束了动荡，迎来了宪政之春。但埃及与利比亚却没这么幸运，目前还正挣扎于种种革命后遗症的折磨之中。尤其是埃及的革命者们，面对自己“不断革命”迎回的军人政权感觉复杂，不知道脚下的路将延伸至何处。
1月21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发布《中国离岸金融报告解密》，虽然该报告在中国大陆被封杀，但其意义之重大，远远超出某些海外中文媒体锁定成焦点的“权力斗争产物”的范围。因为《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向世界揭示了中共政治集团的盗贼型面目，严重削弱了中共执政集团的合法性。
中国高层家族的财富故事广为流传，大老虎当然不只有温相家族。何以只有他家的财富故事以相当完整的文本流露于外？《纽约时报》其报道内容正好与2004年6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遥相呼应。对温家系列报道有专门的资料解说，是谁这么早就惦记温相夫人及其公子？
“善终考”典出《书经》（即《尚书》），称人有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考终命”即为“善终考”。说温相做“善终考”功夫，指他写给吴康民的私信于1月16日在香港《明报》上发表，信中强调，“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做一件以权谋私的事情，……我要走好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赤条条来到世上，干干净净离开人间。”
最近，以宋彬彬为主角的北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开了个“文革”道歉会，一石激起千重浪，赞誉者不少，认为这起了示范作用，如果导致更多的人出来道歉，就能达成社会和解；非议者更多，认为宋道歉的内容是为张贴了第一张大字报及未能阻止打死老师的事件发生，将自己从参与者变成了旁观者，即只承担道德责任，不承担法律责任，因此道歉不深刻。有人甚至将此视为“做秀”。
2014年正逢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由于东海防空识别区与南中国海捕鱼新规的颁布，中国与周边邻国本来就不轻松的关系更趋紧张，因此，“甲午年中日必有一战之说”开始流行。于中国而言，各种总结甲午海战的文章早已不局限于总结历史教训，已进入中日两国现阶段战争实力的评估，以及战术、战略的讨论，成为“舆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私营资本进入中国金融业，这既是中国私企多年的期盼，也是世界银行对中国政府的改革建议。最近国务院首次公开表示将允许“愿意承担风险”的私营资本创办银行，第一批首批将试点3-5家，更多的在等候入场。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教授范忠信用他的爬行履约，将官员财产公示这个话题带回公共视野。对党深怀信任的范教授曾在微博上预言2013年中国将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如果预言不准，他将“罚自己爬行一公里”。
2014新年前夕，国土部副部长王世元公开宣布，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约500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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