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2014新年前夕，国土部副部长王世元公开宣布，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约5000万亩”。
一位网友将消息转给我，认为土地污染很严重。我感觉这数字远远小于几年前中国媒体公布过的数据，根据我长期阅读中国政府公文的经验，这个“中重度污染”已经预留了极大的伸缩空间。上网一查，果然，《经济参考报》2013年6月17日报导称，数据显示，中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这数据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罗锡文教授于2011年10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当时，中国媒体治理重金属污染的呼声较高，有媒体希望学习日本经验。
日本治理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经验确实比较成熟，但中国却实在无法学习。
*两国对信息管理的方式完全不同*
日本是民主国家，媒体自由度虽然不及美欧，但在亚洲区排名最高。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与媒体批评之间能够形成制度性反馈，环境保护就是一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类和重金属污染有关。在培养日本国民的环境意识上，日本媒体起了积极作用。通过民众诉求、媒体批评谴责、NGO及人权律师团队的介入，日本政府意识到自身在扼制污染公害中的责任，全社会形成了防污染共识，政府最后通过立法，不仅有效防止新污染的产生，同时也使已有污染得到及时治理。
中国媒体受到政府严格控制，但在环境保护上曾有一定的报道空间，偶然遇到突发性环境灾难事件，也能抢在宣传部门介入之前进行报道。但媒体的批评基本不能引起政府政策的制度性反馈。以目前最受关注的重金属污染为例，尽管媒体报道过如下事实： 污染区域集中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还有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湖南省部分地区。国内环保组织早已做了多张中国水污染地图、粮食污染分布图、镉污染分布图，显示所有的污染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在《中国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研究》中的结论是：“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癌症村总数超过247个。”
日本国会议员们对污染的关注会影响相关立法，而中国每年的“两会”期间，都会有代表提出治理污染的问题，如2013年“两会”期间，有两会代表提过中国“带毒的GDP”问题，全国多次严重雾霾受影响人口达6亿；九成地下水遭污染；华南部分城市50%耕地遭重金属污染。但也就说说而已，对立法不产生什么作用。
与日本更不相同的是，中国政府会将污染情况当作“国家机密”，不让公众有知情权。2006-2010年间，中国政府曾耗资10亿，做了一项全国性土壤污染调查。据参与的专家称，这项调查将“中国土壤家底全摸清了”，但结果虽然有，却至今未向公众公布。据说曾有一位北京律师董正伟曾向环保部提交了申请，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但环保部却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
*中国治污经费远远超出日本*
日本的重金属污染区域主要集中在四大病害发生的工业区域，面积远比中国小。中国受污染区域分布极广，污染程度也比日本要严重得多。但在治理污染方面，中国却不可能象日本那样投入重金。
日本治理重金属污染共投入了多少资金？《南方都市报》2010年曾派出记者在日本采访，写过一篇超长报道“土地报复：中国重蹈日本土壤污染覆辙”，介绍了相关资讯。
在修复污染土壤的各种方法中，日本选择的是“客土法”，即置换土壤。这样做的依据是，通过研究，证明水稻根系不能到达25厘米以下的土壤，所以科学家们在分界线上填充一层坚硬的物质，再从外地运未被污染的土壤进行置换。这项工程后来被命名为“土壤复原事业”。以上世纪70年代日本富山县土壤修复为例，一共863公顷农田，总共投入3.4亿美元，花费了33年时间，平均每亩修复费用近18万元人民币。富山县被认定为受到污染需要修复的土地共有1500公顷。关于客土的费用，据日本环境省官员向《南方都市报》记者介绍，现在修复1公顷土地的费用，大约是2000万到5000万日元。该记者查看了《神通川流域污染农地复原表》，称，“过去40年的土壤修复费用，共约42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将近30亿。而这还不是终点。”
最近国土部公布的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5000万亩”，与罗锡文院士说的2000万公顷即3亿亩土地受重金属污染，这两者当中，我凭经验相信后者是真的。但中国肯定没财力修复3亿亩受污染的耕地。这次承认的“中重度污染”土地5000万亩，与国土资源部以前承认过的数据，即全国耕地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有很大差距。但我猜想，这次承认的受重金属污染土地数量，就是今后中国当局愿意投入资金修复的数量。按日本每亩投入修复费用18万元人民币计算，共需要9万亿元人民币。
日本是谁污染，谁负责。日本企业重视社会责任，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三井等大型企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会按照约定履行修复土壤之责。中国企业大多缺乏社会责任，一旦意识到赔偿巨大，会立即想方设法转移资金，然后以破产方式了结责任，如同那些欠下银行巨债后潜逃的“温跑跑”一样。大型国企本来就被称为“共和国长子”，政府偏袒有加，自然更不会承担土壤修复责任。所以，中国政府真要启动土壤修复，一定也是列入政府项目，由纳税人出钱。
政府会投入多少钱呢？以下两个数据或可说明问题。从2001年到2012年，由中央财政安排的生态补偿资金总额从每年23亿元增加到约780亿元，11年间累计达2500亿元左右。财政部经济建设司最近宣布，由中央财政下拨中小河流治理专项资金88亿元，用于支持3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和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项目建设。
中国的GDP总量确实很庞大，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政府的债务也很庞大，官方最近承认，全国政府性债务超过20.6万亿，债务率113.41%，这只是里昂证券估算的2012年末数据中的一部分。该估算认为，中国债务总规模（含政府、企业和个人）为107万亿元，即GDP的205%。再考虑到军费、维稳费用的庞大支出，就知道现阶段日本修复土壤的经验离中国有多遥远。
但我还是想说，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存量（如修复土壤、治污）方面，政府即使不能大规模投入，至少也应该在减少环境污染增量方面想办法，例如加大制裁污染的力度，让国内民众对环境污染有足够的知情权，支持民众环境维权，允许环保组织介入民众对企业的污染诉讼，这样才能培养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并逐步改变依靠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
2014新年前夕，国土部副部长王世元公开宣布，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约5000万亩”。
一位网友将消息转给我，认为土地污染很严重。我感觉这数字远远小于几年前中国媒体公布过的数据，根据我长期阅读中国政府公文的经验，这个“中重度污染”已经预留了极大的伸缩空间。上网一查，果然，《经济参考报》2013年6月17日报导称，数据显示，中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这数据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罗锡文教授于2011年10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当时，中国媒体治理重金属污染的呼声较高，有媒体希望学习日本经验。
日本治理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经验确实比较成熟，但中国却实在无法学习。
*两国对信息管理的方式完全不同*
日本是民主国家，媒体自由度虽然不及美欧，但在亚洲区排名最高。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与媒体批评之间能够形成制度性反馈，环境保护就是一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类和重金属污染有关。在培养日本国民的环境意识上，日本媒体起了积极作用。通过民众诉求、媒体批评谴责、NGO及人权律师团队的介入，日本政府意识到自身在扼制污染公害中的责任，全社会形成了防污染共识，政府最后通过立法，不仅有效防止新污染的产生，同时也使已有污染得到及时治理。
中国媒体受到政府严格控制，但在环境保护上曾有一定的报道空间，偶然遇到突发性环境灾难事件，也能抢在宣传部门介入之前进行报道。但媒体的批评基本不能引起政府政策的制度性反馈。以目前最受关注的重金属污染为例，尽管媒体报道过如下事实： 污染区域集中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还有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湖南省部分地区。国内环保组织早已做了多张中国水污染地图、粮食污染分布图、镉污染分布图，显示所有的污染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在《中国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研究》中的结论是：“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癌症村总数超过247个。”
日本国会议员们对污染的关注会影响相关立法，而中国每年的“两会”期间，都会有代表提出治理污染的问题，如2013年“两会”期间，有两会代表提过中国“带毒的GDP”问题，全国多次严重雾霾受影响人口达6亿；九成地下水遭污染；华南部分城市50%耕地遭重金属污染。但也就说说而已，对立法不产生什么作用。
与日本更不相同的是，中国政府会将污染情况当作“国家机密”，不让公众有知情权。2006-2010年间，中国政府曾耗资10亿，做了一项全国性土壤污染调查。据参与的专家称，这项调查将“中国土壤家底全摸清了”，但结果虽然有，却至今未向公众公布。据说曾有一位北京律师董正伟曾向环保部提交了申请，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但环保部却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
*中国治污经费远远超出日本*
日本的重金属污染区域主要集中在四大病害发生的工业区域，面积远比中国小。中国受污染区域分布极广，污染程度也比日本要严重得多。但在治理污染方面，中国却不可能象日本那样投入重金。
日本治理重金属污染共投入了多少资金？《南方都市报》2010年曾派出记者在日本采访，写过一篇超长报道“土地报复：中国重蹈日本土壤污染覆辙”，介绍了相关资讯。
在修复污染土壤的各种方法中，日本选择的是“客土法”，即置换土壤。这样做的依据是，通过研究，证明水稻根系不能到达25厘米以下的土壤，所以科学家们在分界线上填充一层坚硬的物质，再从外地运未被污染的土壤进行置换。这项工程后来被命名为“土壤复原事业”。以上世纪70年代日本富山县土壤修复为例，一共863公顷农田，总共投入3.4亿美元，花费了33年时间，平均每亩修复费用近18万元人民币。富山县被认定为受到污染需要修复的土地共有1500公顷。关于客土的费用，据日本环境省官员向《南方都市报》记者介绍，现在修复1公顷土地的费用，大约是2000万到5000万日元。该记者查看了《神通川流域污染农地复原表》，称，“过去40年的土壤修复费用，共约42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将近30亿。而这还不是终点。”
最近国土部公布的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5000万亩”，与罗锡文院士说的2000万公顷即3亿亩土地受重金属污染，这两者当中，我凭经验相信后者是真的。但中国肯定没财力修复3亿亩受污染的耕地。这次承认的“中重度污染”土地5000万亩，与国土资源部以前承认过的数据，即全国耕地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有很大差距。但我猜想，这次承认的受重金属污染土地数量，就是今后中国当局愿意投入资金修复的数量。按日本每亩投入修复费用18万元人民币计算，共需要9万亿元人民币。
日本是谁污染，谁负责。日本企业重视社会责任，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三井等大型企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会按照约定履行修复土壤之责。中国企业大多缺乏社会责任，一旦意识到赔偿巨大，会立即想方设法转移资金，然后以破产方式了结责任，如同那些欠下银行巨债后潜逃的“温跑跑”一样。大型国企本来就被称为“共和国长子”，政府偏袒有加，自然更不会承担土壤修复责任。所以，中国政府真要启动土壤修复，一定也是列入政府项目，由纳税人出钱。
政府会投入多少钱呢？以下两个数据或可说明问题。从2001年到2012年，由中央财政安排的生态补偿资金总额从每年23亿元增加到约780亿元，11年间累计达2500亿元左右。财政部经济建设司最近宣布，由中央财政下拨中小河流治理专项资金88亿元，用于支持3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和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项目建设。
中国的GDP总量确实很庞大，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政府的债务也很庞大，官方最近承认，全国政府性债务超过20.6万亿，债务率113.41%，这只是里昂证券估算的2012年末数据中的一部分。该估算认为，中国债务总规模（含政府、企业和个人）为107万亿元，即GDP的205%。再考虑到军费、维稳费用的庞大支出，就知道现阶段日本修复土壤的经验离中国有多遥远。
但我还是想说，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存量（如修复土壤、治污）方面，政府即使不能大规模投入，至少也应该在减少环境污染增量方面想办法，例如加大制裁污染的力度，让国内民众对环境污染有足够的知情权，支持民众环境维权，允许环保组织介入民众对企业的污染诉讼，这样才能培养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并逐步改变依靠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