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这次昆明3.1事件发生后，舆论分化非常严重。尽管中国大陆言论几乎一边倒的痛斥疆独的恐怖主义，但也有更多的汉人意识到，这是中共当局在新疆长期高压维稳导致的必然结果。
*新疆问题的源头：“移民实边”*
新疆维族人在集市上烤面饼
新疆的民族矛盾源于多年持续的大规模移民。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新疆资源与人口严重失衡，维族的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崩溃。有人认为，这是维族社会无法从传统的手工业社会转化为工商业社会的危机。这种说法显然未考虑到维吾尔族生存的地域特点，即绿洲文明决定了居住的分散化，这种社会注定无法整体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
移民新疆思路的形成有两大来源，一是中共党史上提到过的斯大林建议。刘少奇于1949年6-8月出访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往新疆移民，将汉人的比例提高到30%。此后中国政府新疆设置建设兵团安置军人，并在内地动员不少青年奔赴边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中共自己不愿意多提的另一个源头，实际上来自于汉唐两朝的“移民实边”政策。汉唐两朝鼎盛时期，除了设置都护府与军屯之外，还从内地移民去西域，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边疆，加强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中共政府不愿意多讲这点，大概是不愿意外界认为中共师法“封建统治术”。
*“马尔萨斯陷阱”效应发散至新疆*
随着汉族人口剧增，新疆地区人口与资源间的脆弱平衡被彻底打破。
据中国官方数据，1949年，新疆433万人口 ，维吾尔族329万，在总人口中占 76%；汉人为29万，约占5%左右。1964年，新疆人口剧增到727万，维族为400万，在总人口中占55%；汉族为232万，占比32%。1982年，新疆人口1,308万，维族人为596万，占比为45.8%；汉人528万；占比 40%。至2010年，新疆人口达到2181万，维族人口1007万，占比46.2 %；汉人为875万，占比为40.5%。
新疆的农业和生活用水主要靠雪山融水，不能指望降雨。因此，当地的居住和农业区是沿河流呈线状分布的绿洲文明，生态支撑力相当脆弱。新疆地区人口的迅速增加，必然导致当地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与大规模的沙漠化，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的恶化便是新疆荒漠化的一个缩影。据官方资料，20世纪50年代，新疆有5平方公里以上湖泊52个，湖泊面积9700平方公里；到70年代，湖泊面积减少至4000平方公里。玛那斯湖逐渐演变为沙漠；博斯腾湖退化为咸水湖；乌伦古湖湖区周围的植被大量枯死；艾比湖演变为第二个罗布泊。湖泊干涸意味着绿洲文明的萎缩，新疆的荒漠化面积扩展到80万平方公里，沙漠面积扩展到全国沙漠的60%，传统农牧业严重萎缩，造成大量失业人口。
新疆维吾尔老人和他的孙子
汉人的大量进入，迫使新疆进入一种恶性循环：汉人进入越多，当地的人口与资源矛盾越剧烈，维人的生存空间受到的挤占越严重，维汉两族的矛盾也越激烈。北京曾以“超民族政府”自居，与维汉两族人民共同构成一种三角关系，让自己居于顶部上端的仲裁者位置。但这种关系日渐失去平衡，7.5事件只是中国政府（汉人）与维族人民长期矛盾积累的一次大爆发。
可以说，汉人地区早就进入了“马尔萨斯陷阱”，新疆从1949年以后，被迫成为内地“马尔萨斯陷阱”效应发散的末端，导致绿洲文明萎缩并走向衰退。
*有无可能解决新疆问题？*
同情新疆维族人处境的汉族网友都知道，高压维稳只会导致新疆维汉矛盾越来越尖锐，也在讨论应该如何解决。
一种看法是：认为汉人应该回迁内地，可以从根源上减少摩擦与矛盾。
如果有实施可能，这个办法当然是釜底抽薪之策。但此论注定只能是纸上谈兵。无论从北京的政府立场还是定居新疆的汉人来说，绝不可能接受这个提议。政府不接受的理由有二，从现实来看，汉人移民被当局视为在新疆的依靠力量，即维稳工具，一撤走就会导致维稳系统的崩塌，甚至一开撤都会影响当地汉人的信心，一发不可收拾。更重要的是，北京政府无处安置新疆的800多万汉人。
中共政府从国民政府手里承接江山之时，还承接了大量游民。中共军队的兵源主要来自于游民。内战结束后，中共百万大军当中，除保留部分战力之外，部分上了朝鲜战场，还有部分则由王震带至新疆屯垦。对于遍布大小城镇的失业人口，中国政府采用“低工资、多就业”，“一个人的饭两、三个人吃”的计划安置方式，暂时消化了中国的过剩人口。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城市经济部门的就业机会很少，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只好采取上山下乡政策，强迫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支边或者下乡，这一政策到文革时期，就成了一刀切，大多数城市青年都得上山下乡，通过这种方式被赶出城市的知识青年共有3000万左右。新疆、内蒙与北大荒等地，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一直是中国政府消化内地过剩人口之地。
改革30年，中国是以严重透支生环境的方式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破坏相当严重，许多地区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生态难民。潘岳在2005年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已透露全国22个省市形成了1.86亿生态难民，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 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地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生态难民无处可去。事实上，中国政府不但不能从新疆迁出人口，反而不得不将其当作安置甘肃、青海等地生态难民的主要地区。
新疆汉人在内地其实已经无枝可依。上世纪90年代，第一代支边的人已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子女不少考入内地大学，他们希望能够留在内地工作，但中央政策规定哪里来哪里去，新疆、内蒙等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青年必须回去，别的地区不许接收来自这些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后来，这一政策在汉族干部的争取下虽然有所松动，但很快又收紧了，只有少部分“汉二代”能够留在内地工作。对于大部分新疆农垦战士的后代来说，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父母的家乡于他们只是梦中的家乡，那里既没有他们的土地，也没有他们的生存资源，除了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安置机会，否则，离开新疆就等于无家可归。
另一种看法是让新疆人民“民族自决”，投票决定是否独立，但必须将汉人这个异族排除在外。据说其法理依据是联合国大会《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的宣言》（1960年12月14日通过的联大1514号决议），
这个办法实施起来阻碍甚多。首先涉及投票者资格问题，将汉人排除在外的投票不可能被接受；其次，所有民族参加投票这种方式维族亦无胜算。新疆现有维族人1007万，汉人875万，其他少数民族不到300万，如果由当地住民投票，就算维族人全部同意独立，中国政府只要对其他少数民族许以利益承诺，就能以微弱多数获胜。中国当局之所以没走“民族自决”这一形式，乃是因为有香港、西藏、内蒙等地在，不能开这个先例。
综上所述，结论是：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人现有的资源开发方式是地球无法承受之灾，中国30年经济改革，将中国内地折腾成山秃水黑空气污就是明证。这种开发方式“发散”到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就构成马尔萨斯陷阱。
假定中国某年开始民主化，目前成堆的问题当中，能够解决的也只是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诸如就业、人口与资源、少数民族地区的原住民与汉人的矛盾等等，绝对不是民主化就能解决的问题。只要中国人不改变现有的资源消耗方式与生育模式（比如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多胎而不是二胎），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噩梦，还会影响世界。
这次昆明3.1事件发生后，舆论分化非常严重。尽管中国大陆言论几乎一边倒的痛斥疆独的恐怖主义，但也有更多的汉人意识到，这是中共当局在新疆长期高压维稳导致的必然结果。
*新疆问题的源头：“移民实边”*
移民新疆思路的形成有两大来源，一是中共党史上提到过的斯大林建议。刘少奇于1949年6-8月出访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往新疆移民，将汉人的比例提高到30%。此后中国政府新疆设置建设兵团安置军人，并在内地动员不少青年奔赴边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中共自己不愿意多提的另一个源头，实际上来自于汉唐两朝的“移民实边”政策。汉唐两朝鼎盛时期，除了设置都护府与军屯之外，还从内地移民去西域，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边疆，加强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中共政府不愿意多讲这点，大概是不愿意外界认为中共师法“封建统治术”。
*“马尔萨斯陷阱”效应发散至新疆*
随着汉族人口剧增，新疆地区人口与资源间的脆弱平衡被彻底打破。
据中国官方数据，1949年，新疆433万人口 ，维吾尔族329万，在总人口中占 76%；汉人为29万，约占5%左右。1964年，新疆人口剧增到727万，维族为400万，在总人口中占55%；汉族为232万，占比32%。1982年，新疆人口1,308万，维族人为596万，占比为45.8%；汉人528万；占比 40%。至2010年，新疆人口达到2181万，维族人口1007万，占比46.2 %；汉人为875万，占比为40.5%。
新疆的农业和生活用水主要靠雪山融水，不能指望降雨。因此，当地的居住和农业区是沿河流呈线状分布的绿洲文明，生态支撑力相当脆弱。新疆地区人口的迅速增加，必然导致当地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与大规模的沙漠化，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的恶化便是新疆荒漠化的一个缩影。据官方资料，20世纪50年代，新疆有5平方公里以上湖泊52个，湖泊面积9700平方公里；到70年代，湖泊面积减少至4000平方公里。玛那斯湖逐渐演变为沙漠；博斯腾湖退化为咸水湖；乌伦古湖湖区周围的植被大量枯死；艾比湖演变为第二个罗布泊。湖泊干涸意味着绿洲文明的萎缩，新疆的荒漠化面积扩展到80万平方公里，沙漠面积扩展到全国沙漠的60%，传统农牧业严重萎缩，造成大量失业人口。
可以说，汉人地区早就进入了“马尔萨斯陷阱”，新疆从1949年以后，被迫成为内地“马尔萨斯陷阱”效应发散的末端，导致绿洲文明萎缩并走向衰退。
*有无可能解决新疆问题？*
同情新疆维族人处境的汉族网友都知道，高压维稳只会导致新疆维汉矛盾越来越尖锐，也在讨论应该如何解决。
一种看法是：认为汉人应该回迁内地，可以从根源上减少摩擦与矛盾。
如果有实施可能，这个办法当然是釜底抽薪之策。但此论注定只能是纸上谈兵。无论从北京的政府立场还是定居新疆的汉人来说，绝不可能接受这个提议。政府不接受的理由有二，从现实来看，汉人移民被当局视为在新疆的依靠力量，即维稳工具，一撤走就会导致维稳系统的崩塌，甚至一开撤都会影响当地汉人的信心，一发不可收拾。更重要的是，北京政府无处安置新疆的800多万汉人。
中共政府从国民政府手里承接江山之时，还承接了大量游民。中共军队的兵源主要来自于游民。内战结束后，中共百万大军当中，除保留部分战力之外，部分上了朝鲜战场，还有部分则由王震带至新疆屯垦。对于遍布大小城镇的失业人口，中国政府采用“低工资、多就业”，“一个人的饭两、三个人吃”的计划安置方式，暂时消化了中国的过剩人口。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城市经济部门的就业机会很少，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只好采取上山下乡政策，强迫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支边或者下乡，这一政策到文革时期，就成了一刀切，大多数城市青年都得上山下乡，通过这种方式被赶出城市的知识青年共有3000万左右。新疆、内蒙与北大荒等地，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一直是中国政府消化内地过剩人口之地。
改革30年，中国是以严重透支生环境的方式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破坏相当严重，许多地区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生态难民。潘岳在2005年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已透露全国22个省市形成了1.86亿生态难民，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 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地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生态难民无处可去。事实上，中国政府不但不能从新疆迁出人口，反而不得不将其当作安置甘肃、青海等地生态难民的主要地区。
新疆汉人在内地其实已经无枝可依。上世纪90年代，第一代支边的人已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子女不少考入内地大学，他们希望能够留在内地工作，但中央政策规定哪里来哪里去，新疆、内蒙等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青年必须回去，别的地区不许接收来自这些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后来，这一政策在汉族干部的争取下虽然有所松动，但很快又收紧了，只有少部分“汉二代”能够留在内地工作。对于大部分新疆农垦战士的后代来说，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父母的家乡于他们只是梦中的家乡，那里既没有他们的土地，也没有他们的生存资源，除了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安置机会，否则，离开新疆就等于无家可归。
另一种看法是让新疆人民“民族自决”，投票决定是否独立，但必须将汉人这个异族排除在外。据说其法理依据是联合国大会《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的宣言》（1960年12月14日通过的联大1514号决议），
这个办法实施起来阻碍甚多。首先涉及投票者资格问题，将汉人排除在外的投票不可能被接受；其次，所有民族参加投票这种方式维族亦无胜算。新疆现有维族人1007万，汉人875万，其他少数民族不到300万，如果由当地住民投票，就算维族人全部同意独立，中国政府只要对其他少数民族许以利益承诺，就能以微弱多数获胜。中国当局之所以没走“民族自决”这一形式，乃是因为有香港、西藏、内蒙等地在，不能开这个先例。
综上所述，结论是：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人现有的资源开发方式是地球无法承受之灾，中国30年经济改革，将中国内地折腾成山秃水黑空气污就是明证。这种开发方式“发散”到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就构成马尔萨斯陷阱。
假定中国某年开始民主化，目前成堆的问题当中，能够解决的也只是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诸如就业、人口与资源、少数民族地区的原住民与汉人的矛盾等等，绝对不是民主化就能解决的问题。只要中国人不改变现有的资源消耗方式与生育模式（比如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多胎而不是二胎），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噩梦，还会影响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