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随着美国财长耶伦结束访华行程，美中关系也算正式恢复了官方交流。不过，这种恢复远非关系正常化，充其量只是从过去50年美中关系的最低谷爬了出来，避免了进一步下滑甚至冲突。在台海上空演出军事对峙的同时，耶伦以温和姿态与务实主义的谈判风格展示了经济和平的可能。
Pax Economica，经济和平，这就是拜登-布林肯政府过去半年来不断试探重启美中关系、也是耶伦等华盛顿要员现在试图与北京建立一个全新的美中关系的基础，更是未来印太安全的一个全新想象。
美国治下的和平还是中国治下的和平？
如果人们了解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基础是二战以来美国治下的和平，也就是Pax Americana，并且正在经受来自中国的另一种和平秩序的挑战，即中国自2022年以来明确提出的以追求统一台湾作为永久和平前提的Pax Sinica（中国治下的和平），那么，就不难理解“经济和平”在当下西太地区危险形势下的重要意义。
因为，无论美中之间还是西太地区，尽管围绕台湾问题的冲突可能性日渐升高，俨然成为21世纪全球局势最为紧张的热点，这也是三年疫情后美国政府不断试探、努力恢复美中对话的背景，但是后冷战的30余年全球化创造的自由贸易繁荣和亚洲经济奇迹，虽然没有在中国结出民主转型的成果，却可能发挥以自由贸易维系和平的功能，并且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与中国治下的和平——两种根本的秩序冲突——之间寻找到缓和的空间，一个至少维持许久的中间秩序。
这正是耶伦访华前4月20日在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研究院演讲的主旨，即在捍卫国家安全和人权两项美国根本利益的同时、在一些狭窄敏感技术部门之外，寻求继续与中国保持自由贸易与经济合作的继续。
事实上，在过去三天的访华行程中，耶伦与中国总理、副总理、央行和财政部首长谈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与此相关。更特别的是，她专门与中国女性经济学家的午餐会极富象征意义，既强调了中国新领导层缺乏女性的平权问题，又打破了过去20年与中国公民社会活动家会面的惯例——当然，这在中国公民社会遭受打击、濒于灭绝的情形下几不可能——而是以女性经济学家的身份与中国的年轻一代女性经济学家沟通，俨然寄托着经济和平的期望。
经济和平能否真正促进和平？
“经济和平”的概念是百年和平行将结束，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比利时思想家亨利·兰伯特(Henri Lambert)在1913年提出，旋即被译为英语、德语等，也是一战前种种和平努力之一。在康德的永久和平以及民主制度之外，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经济被赋予了和平的想象和希望。尽管这一构想未能阻止一战的爆发，但是一战后一百年的历史却在激烈的意识形态和核武器等竞争之外反复验证了经济和平也就是资本主义和平的可能。
例如，1930年胡佛总统任内推出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一个缺乏基本经济学逻辑、纯粹为少数利益集团所绑架的贸易保护法案，一经公布就被欧洲各国以及日本广泛批评和抵制，历史上被广泛认为是通向第二次大战的导火索。相反，冷战期间长达四十余年的冷和平，固然是以美苏双方的核均势为条件，并且各自都存在着对超级复杂的核武器系统本身包含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的恐惧，但是一个被两大阵营分裂的全球化仍然顽强保持着双方之间最低限度的贸易，甚至因为西方物质产品对东方国家所产生的自由幻想，而维系着冷战主体间的基本信任。
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关系最为紧张的1969-72年间，也不妨碍苏联向中国出口米8直升机；香港则在整个冷战期间扮演着西方世界与竹幕后的中国几乎唯一的自由贸易管道。但是，2017年以来的美中贸易战，犹如1930年关税法案一般，根本改变了1979年乃至1989年以来美中关系的基本面，双方几乎丧失了互信的所有抓手。
在这个意义上，当华盛顿的智库最近重新弹起经济和平的老调，称资本主义和平(capitalism peace)是和平的“无形之手”，既是西太地区各国关系难以处理的安全基础，也是世界与中国都在面对的去风险化的关键：如何帮助中国在三年疫情管控和失败之后恢复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保障在华资本和私营企业的正当权益和经济自由。这正是耶伦访华的核心精神，区别于布林肯访华期间双方对政治、安全等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单纯陈述。
美中是战是和？
某种程度上，耶伦对经济和平的强调，不仅因其现实主义的巨大意义，更因其原则上的模糊意涵，而对台海安全有着直接影响。这种貌似政治中立的模糊，是相对激进的脱钩而言对维护现状的坚持，犹如1972-79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确立的一个中国政策，其三句式的原则阐述都在于“求同存异”的现状承认和阐释，即今天华盛顿人们乐于谈论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范本，却是中国方面今天有意违背和篡改的。
如果有关维护自由贸易的经济和平能够持续，就意味着美中双方、以及整个印太地区都可能在现有的全球化和地区贸易关系上维持现有的经济合作和交流，消解贸易战，保持各国起码的经济增长和正常的经济竞争，这对消除因为经济问题而加剧冒险倾向的中国战争因素来说，可能至关重要，也就是经济和平的大义所在。或是耶伦访华任务难以承受之轻。
对封闭自大的北京领导层来说，尽管百多年来总是容易陷入不战不和不降的奇怪战争态势，在疫情三年期间重复着不战不和不谈的闭关锁国模式，但是从布林肯到耶伦访华，面对是和是战的选择，如同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以不间断的军备谈判、开放天空谈判等等维持着交流与和平，美中之间也终于正式开启了全球化竞争的谈判模式，以维系经济和平。这或许代表着新、旧冷战的区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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