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就青少年网络沉迷问题提出相关提案，前篮球明星、全国人大代表姚明呼吁开展“息屏24小时行动”，另一位人大代表李君建议实施“游戏分级制度”，而全国政协委员、影视明星靳东则提议立法限制未成年人观看短视频。
然而，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提案反映出中国政府日益强化的“父爱主义”倾向，通过行政手段严格管控青少年的行为，但却忽略了中国青少年真正面临的问题——自由太少、压力过大，以及缺乏娱乐与喘息空间。
放下3C产品走向运动场
全国人大代表姚明在“两会”期间，提出“关于动员未成年人开展‘息屏24小时’行动的建议”，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放下3C产品，走向运动场、贴近大自然，走进真正的社交场景，成长为身心和意志品格都健康的下一代。
他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和健康干预，让年轻一代在运动中强身心。青少年的健康不仅是体魄强健，更需要价值观的塑造，“‘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小焦虑’，这些问题不仅是青少年成长的个体困境，更是关乎民族未来的系统性挑战。”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也关注青少年议题。他提交“关于强化网络游戏监管，护航青少年成长的建议”，认为网络游戏在丰富青少年娱乐生活、锻炼思维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过度沉迷将有碍身心，不利学业发展与社交能力，呼吁加强监管，同时设置游戏分级制度。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靳东则表示，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已成为教育领域的突出问题。当前，青少年每天耗费大量时间刷短视频，其中良莠不齐的内容质量令人担忧。他建议立法或设置详尽规则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以免青少年过度消耗在短视频上，丧失发展其他能力的机会。
中国网友对于上述提案大多表示支持，认为立意良善，甚至有些人认为成年人也应该强制24小时息屏，但也有不少网友讽刺“管的真宽”、“首先得增加父母的时间才能息屏，父母都没时间，怎么才能息屏”、“我要不看手机的话都看不到这个提议”、“全国断网24小时估计能息屏”。
在游戏分级的部分，网友认为“比起游戏，影视剧、漫文也非常需要分级机制，甚至更需要分级”，但也有人认为“没啥用，啥电影啥游戏都能下载到”、“游戏还要分级，但是18岁就可以结婚了”、“天天喊双减，减掉后就是沉迷手机”。
网络或成纾压管道
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手机、网络已经跟现代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不单单是青少年，即便是成年人也离不开网络，他在中国内地的老家就曾看过，哪怕是乞丐都是用QR Code在乞讨，是用扫码支付而不是给现金；青少年也一样，不论是学英文、查单字，或者去外地旅行看地图导航，都必须使用到手机，所以“青少年沉迷网络”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并不是沉迷，而是网络跟大众生活息息相关，事情也没有严重到必须要由国家出手管制的地步。
徐全说：“那准确地讲就是这样的一种建议其实是一种比较假道学、伪道德的一个概念，他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生活其实已经跟这个网路是密不可分了。”
徐全补充，如果今天中国的青少年有一些问题的话，那问题的根源是他们面临的生活、学习压力过大，包括课业负担、家长期待，以及内卷化的生活方式等。“网路其实反而某个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这种压力，你今天如果真的是让网路离他们的生活越来越遥远，这个反而会对他们的身心灵造成危害。”他说。
徐全强调，不要试图用官方的行政手段去对青少年仅有的娱乐进行划分、归类与分级，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出现一群根本不懂网络游戏的所谓专家学者、遗老遗少，凭着自己的想像坐在办公室里，将网络游戏进行分类，这是很愚蠢的，也扼杀了青少年的创造力。
中国行政趋向父爱主义
中国媒体人阿强对美国之音表示，姚明的这项提案其实显现了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在过去十几年来越来越严重的“父爱主义”倾向，用极强的“父爱主义”去约束管理公民的各种行为，姚明只不过在顺应这样一种趋势，试图用国家力量来管制青少年。
他也提到，实际上，现在中国青少年的自由已经相当少了，他们被学业、学校等各种管理措施都已经束缚得毫无自由，毫无发展可言，甚至连青春的乐趣都很少，但国家还试图利用这类提案继续剥夺青少年仅存的一点点快乐。
但时实际上，中国青少年其实不是沉迷网络的问题，他们是快乐太少的问题；不是自由太多的问题，而是自由太少的问题。
阿强说：“所以若要真展开讨论，那么就能暴露出中国青少年发展的种种问题，也能暴露出这种父爱主义是多么地泛滥，那么姚明应该似乎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泛滥，他在推波助澜。”
官方出台各式限制措施
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发布的《2024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保护报告》，截至2023年12月，中国18岁以下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3%。
为了防止青少年网络沉迷，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措施。2020年10月，中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专门增设了“网络保护”一章，规定网络游戏业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装置的时间进行管理，还提出了实行审批制、电子身份认证系统、游戏产品分类、游戏时长限制等具体要求。
去年1月1日，中国进一实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重点规范网络信息内容、保护个人信息、防治网络沉迷等。
腾讯游戏就在今年农历春节前发布了未成年人的“限玩令”，严管游戏时间，在长达32天的寒假暨春节假期，青少年仅能玩游戏15小时。但中国媒体也坦言，由于严格的限玩政策，因此也发展出不少应对方案，其中承租帐号的服务在长假前夕总是“蓬勃发展”。
追求成绩排挤体育课
曾在中国担任教师的中国公益人士何培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息屏24小时，他说这个少打游戏，去做体育运动 ，增强这个体质、体能，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当了很多年的老师，我看不到这两个问题之间有任何逻辑连系。”
她从教育现场分析，中国孩子的体质、体能很差，需要增加更多的锻练时间，这是一直存在的事情，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学校、师长以及整个社会对孩子的考核总以分数作为评判标准。首先，在学校里面，老师为了追求成绩好，经常挪用体育课的时间来上主要科目，自然排挤掉学生锻炼体能的时间。第二种情况是作业太多了，使得放学后孩子们最重要的休闲锻练时间都拿去写作业了。
她还指出，更复杂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改革也曾提出过在放学以后、家长还未下班的时间里，可以让孩子留在学校做一些美术或体育活动，“可是一个问题出现了，谁来付这笔钱？”她说，这必须要有国家资金，或者社区、或大型的商业化具乐部等愿意去承担，也就是要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去作支撑。比如就她所知，日本的青少年在课余时间可以在社区选择剑道或是射箭等活动，而且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
她说，另一个问题是家长本身的工作就已经996 (意旨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非常内卷了，他们又哪里有时间陪孩子到运动场去运动；更不用说，网络沉迷最大的群体就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没有人陪他们玩，这些都是社会系统性问题，绝非一个“息屏24小时行动”就能解决的。
表演性质大会
中国媒体人阿强还从两会的性质分析表示，其实“息屏24小时行动建议”等议案只是两会众多无异议题提案之中的一个例子，因为它并不会变成一个真实的法律或政策，最后就是跟其他两会大多数提案的命运一样，转给后台去做一些表面上的讨论与回应，这也反映了两会的一个性质，就是无论是政协还是人大，绝大多数的委员和代表都是在参加一场表演性质的大会，并不具备真正立法效能，提案通常也不会进入到中共的正式讨论当中。
“这种明知无意义还提出来，其实恰恰是这些两会代表和委员在两会的主要工作，显示来刷一点点的存在感，都是形式上的。”阿强说道。
此外，姚明还提到，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扩大国际交流合作，体育作为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始终是打破隔阂、增进理解的纽带，“今年年初，美国儿童合唱团在北京天坛演唱中文歌曲《如愿》，火爆网络。从北京冬奥会到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中国通过体育向世界展示了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他希望未来能够设立“国际青少年体育交流基金”，支持更多的民间体育组织参与全球合作，让中国青少年成为跨文化对话的使者。
不过，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全表示，中国或许可以到各个高精尖的大学、中学、小学去找出一群举止优雅、文明礼貌、英文流利、端庄大方的青少年，让他们出国去说好中国故事，但这些人绝对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青少年。
“刻意地去打造完美，其实最后不是完美，而是一种表演，这个其实会扭曲了他原本形象的真实状况。”徐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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