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许家印被中共当局收押这个事情，有多个观察面相，这个昔日的首富和地产大亨，其今天的遭遇会让许多在中共权力政治下做生意的商人感到心有戚戚焉。
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高危职业，中国的商人或企业家的高危程度其实也不亚于官员。而后者的高危，恰恰是由前者造成的。商人可以富可敌国，然而，一旦触犯了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转瞬间就灰飞烟灭，身首异处。这种情况自古皆然。助秦建立霸业的“亚父”吕不韦、明朝首富沈万三、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等民间耳熟能详的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大商人，最后都不得善终，可以讲，历代和政权合作的商人中，没几个有好下场。
这似乎是中国商人的宿命。此宿命的来源，用某些历史学者的话说，在于中国是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在王权看来，举凡一切有可能动摇其统治的力量，都是受打击的对象。王权尤其戒备和歧视商人阶层。在儒家的社会结构安排中，“士农工商”，商业为末，商人处于社会第四等级，其地位可能仅仅高于流民，然而，历代统治者其实都清楚商人的力量，因为商人拥有大量社会财富，大商人是可以左右时局，威胁政权安危的。
中共通过国企掌握大部分财富
战国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对此曾有一番精彩之论，他说，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贫则不可以罚威。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意思是，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说明国家大量流失了财利。而一个人太富，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缘于社会的贫富不均。如何来消除商人对王权的威胁？管仲提出了“利出一孔”说，也就是天下的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并都从权力这个“孔”出来，由君王来定夺。当君王控制粮食，掌握货币，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和贫富，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王的了，社会就不会出现挑战王权的力量，此所谓“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
正由于王权太强大，商人阶层不能用他们掌握的财富，像西方一样逼迫王权妥协，发展出一套保护财富的社会契约和机制，这既是商人同时也是中国的悲哀。可是，号称以世界上最先进理论指导的中共，在夺得全国政权后，其对财富和权力的控制，比家天下的王权体制厉害百倍。虽然古代帝王自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它的统治无法做到真正深入社会的末梢，也没有成体系大规模的国营企业。而中共通过国有企业掌控了社会的关键资源和大部分财富，包括金融财富。但即便如此，它对民间财富的扩张也抱有本能的警惕。毛时代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改革后，固允许和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可当它自感民间的资本力量侵入权力体系，和权力中的“腐败分子”相结合，构成对政权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挑战，也就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和摧毁。
习近平打击商人历来之最
习近平在限制和打击商人财富方面，又为中共历代领导人之最。徐明、吴小晖、肖建华，陈健、马云……，这些商界响当当的名字，无论之前低调还是高调，一个一个都被当局收拾了。在中国，要将商业做大，必须和权力结合，受权力加持。即使商人不想去找权力，权力也会找上门来。因为权力为了变现，也在物色商人，把他们变成自己的“白手套”。这是一个双方各有所得，皆大欢喜的事情。在这种钱权交易中，虽然也有商人支配官员的情况，但更多的还是官员支配商人。故而在中国的商界，出现了“红顶商人”这个独特的景观，真正在中国商场“叱诧风云”的，是这些“红顶商人”。
习之所以要严厉打击商人，是因为在他看来，资本力量的坐大，直接威胁他对政局的控制和党的统治。在被查处的腐败高官背后，几乎都有商人尤其“红顶商人”的影子。他提出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公开的说法是要在官员和商人之间，实现政商关系的科学分割，从制度上斩断官员将政治资源转化为财富，商人将经济财富转化为政治权力的黑色利益链，同时打击官场之内的权力货币化现象。然而，实际上，他的反腐和对资本的整顿，目的之一是要资本臣服，告诉“红顶商人”，你们的财富来自党和国家的“赐予”，如果不愿意听从党——习是党的人格化身——的指挥和安排，为党所用，而和习的党内政敌搞在一起，用财富资助他们反对习，挑战其权威，就是在与党国为敌，是不允许的。上面这几个商界大佬，和中共权贵集团有着深度勾连，充当权贵集团的“白手套”，直接或间接反习，威胁习政权的稳定，就成了习打击的对象。
许家印不会是最后一个
许家印是这个名册中的最新一个，但不会是最后一个。外界不知道他有什么违法犯罪之举，根据官媒报道和某些说法，许在触犯当局为房企量身定做的“三条红线”，企业出现危机后，不去积极自救，反而“躺平”，把巨额债务甩给国家，想要国家为恒大收拾烂摊子，同时暗度陈仓，搞技术性假离婚，为儿子买巨额信托基金，向国外转移财产，明知中美对抗，还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个人财富，企图利用美国来抗拒国家。如果这个说法成立，许的问题比起前面几位来，要严重得多，习岂会让他逍遥法外，全身而退？
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商业环境，不仅是改革以来，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差的时期（毛时期除外，因为那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严格说来没有市场和商业）。这不是讲当局不需要商业，习不需要权力“白手套”。商业或者经济已成党稳固统治的基础，中共需要推动商业的发展，以解财政燃眉之急。但商业必须为党使用，商人必须为党服务，尤其在当下内有不满增强，外受西方遏制的状态下，商业和商人更不能脱离当局的控制。
可也正因如此，当下是商人风险最大时期。党的体制和现实环境决定了要将企业做大，必须寻求政策资源和权力政治的保护，在权力政治中寻找代理人或者成为权力政治的白手套，这一点和过去没有任何区别。不同的只是，今天的政治环境归于一人统治，过去的寡头共治局面不复存在，因而商人可以依附于不同的权力政治寡头的情况亦不复存在。倘若一个商人不效忠于习，而和别的政治权贵勾肩搭背，可能面临相当大的被整肃的风险。另外，中国外部环境的恶劣，也让商人在向外走出去时格外要注意民族主义的风险，如果被舆论认为为商业利益而有损国家利益，亦可能遭无妄之祸。
有着“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早就参悟到了中国政商环境的这个变化，以及习近平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真正内涵。他一度引起极大争议的“在商言商”讲话——“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现在看来有着先见之明。习的新型政商关系，说白了就是，商人在从事商业过程中，可以和权力勾结，但不能有损党的利益，危害党的统治。如果和权贵结合，不管是直接还是暗中的反习，更是绝不允许的。可惜，一些商人也许像许家印一样，或过于自信建立起的政商关系，或错估企业大到不能倒，而成了牺牲品。
许在权力政治中的沉浮，会为中国商人上一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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