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日出席“两会”中政协的民革、科技、环境资源界别委员联组会，在谈话中提及两岸论述，强调要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推进中国“和平统一进程”。这是习近平继2019年3月在福建代表团发表涉台言论后，再度在“下团组”对台喊话，也是台湾总统大选后，习近平首度针对涉台议题发表谈话。学者指出，具有“一锤定音”的象征意义。
中国“两会”期间，“下团组”是一大看点，习近平和常委参加各团组发表的讲话常带有“政治大方向”，反映出中南海的关注焦点，也会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要议题做进一步阐释，并针对性地谈及区域发展规划思路。台湾中央社统计，习近平上台11年来，分别在2015、2016与2019年藉由“下团组”发表涉台谈话。
中共新华社6日报导，习近平强调要在对台工作大局中进一步找准定位，团结海内外、岛内外一切爱国力量，“不断壮大反独促统力量，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要积极推动两岸科技、农业、人文、青年发展等领域交流合作。
习近平对台喊话软硬兼施
在台北的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指出，涉台谈话延续中共“二十大”以来对台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基调，但也澄清了外界在李强所提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祖国统一大业缺少“和平”两字的错误解读。
张五岳认为习近平提出的对台具体做法有“软的一手”，像是推动多元领域的交流，以期两岸关系进一步互动；但也保有“硬的一手”，也就是壮大反独力量，团结爱国力量。
张五岳对美国之音说：“显然是加大反独、加大促统、也加大促融，但是在对台方针的结构上，并没有因为台湾大选的结果，也没有因为这一次金门的不幸事件而有新的论述。”他指出北京具体执行方式将取决于两岸互动，会有策略性的选择和运用。
张五岳点出习近平认知到对台工作不能只靠一己力量，也要靠台湾内部和国际社会，因此自去年起，北京在对台政策上诉求出现很大改变，要求美国、国际社会和组织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且不得支持台独和外部势力。张五岳强调，北京很清楚美国拜登政府不可能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但北京必须在国际场合和中国内部坚定表态。
张五岳表示两岸关系关键观察期是两会闭幕之后到5月20日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就职期间，这段期间北京可能对台持续施压，但是两岸关系仍置于美中常态性互动管控分歧之下。不过，他预测“520”之后两岸交流有望逐步恢复，北京当局也认知到两岸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单向交流。
新质生产力成中国经济转型的豪赌
除了涉台谈话，新华社5日报导，习近平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针对经济方针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臣认为，“新质生产力”意指提高生产力，重点产业将会转向具前瞻性的高科技和AI领域。他分析中国长年被诟病是粗放型经济，也就是生产技术水平较低，主要依靠增加资金、投入人力、物力来提高产值。习近平过去几年强调国有企业“做优、做大、做强”，聚焦军工企业和海洋经济，无效率的生产造成投资效率低，地方政府债务高筑，近年已证明藉由债务推动的经济成长不可持续。北京当局了解国有企业的弊病，且清楚目前生产力不足，但经济却不得不仰赖国有企业，造成恶性循环，才提出新质生产力做为首要目标。
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大陆（高速）经济成长已经结束了，转向整个经济转型的过程。过去的经济比较依赖于外商出口，在过去五年的整顿中，网络金融跟房地产都垮掉了，所以他需要一个新的支柱产业，从战略型新兴产业走向未来产业。”
然而，王国臣并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像是重点发展的“新三样”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和光伏，外界仍对技术层面存疑，尤其欧美后续可能展开反补贴或反倾销调查。另一方面，随着制程越自动化，将加大中国社会失业压力；再者，芯片要求越高，未来发展将会因为芯片跟数据安全问题受阻，中国高科技产业市场的前瞻性受到局限。
王国臣认为中国现在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实际上对熨平经济风险或拉伸经济动能非常有限。他指出习近平的谈话中没有提及对外资的保障，像是外商担忧国安部门扩权，对金融业或商业咨询机构的搜捕是否会重现？也没针对股市急剧压缩，是否祭出对量化基金或融资融券做空的限制？目前无法让外资打消对中国的疑虑。
王国臣表示，习近平选择江苏“下团组”具有宣誓意义，由于江苏位居中国经济排名前段班，民营经济比例高，是沿海高科技产业出口重镇，《人民日报》2月6日指出江苏2023年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居全国首位，而且是拥有GDP突破“万亿之城”最多的省份，具有其擘划产业布局的代表性。亦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在江苏“下团组”也与1月江苏召开的第14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全票当选人大代表有关，意味着今年的政策焦点将在江苏。
而习近平江苏谈话中提及“共同富裕幸福村”，也暗示了原先的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会推广到其他的省份，而江苏的重要任务就是吸引外资和台商，希望能够弥补中国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落的问题。
学者看衰计划经济 中国“逆市场而行”
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德升指出，习近平的谈话了无新意，虽说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新词汇，表态引进新技术和提升效率，但中国现在大环境是政治压制经济，产业市场缺乏活力。
陈德升认为习近平强调“产业要因地制宜，不要一哄而上、泡沫化”，正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经济”由政治拍板，国家投资没有盈亏概念，是“逆市场而行”。经济发展以政府和党指导做为选择标准，容易造成产业“一窝蜂”，若政府资源全补贴先进生产力，业者大规模铺设生产线，超越自己需求的能量，将造成负面作用。他举例过去的钢铁生产供过于求、或者现在的光伏或电动车产能过剩，产生浪费。
陈德升对美国之音说：“一个国家的先进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并不是靠领导人或者党的政策来操作的，如果你的企业家有企业家的精神，你的市场得到法律的保障，有公平竞争的环境，那也能够吸引外资和技术的参与的话，那你这个新质生产力就比较容易实现。”如果是靠内部的一些精神上的动员、党的诉求，最终的效果自然是非常有限。
陈德升表示中国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从严管政治的架构把经济能量释放，创造了中国的奇迹，因为市场经济概念下，企业家依照市场需求盘算投资。但习近平现在把市场重新收回去，单靠个人和党的操控性发展经济，风险和挑战比较高。
陈德升认为中国市场庞大，有规模经济优势，加上大型制造能力和基础建设能力，像是造船舰、建高铁、铺公路都属世界顶尖，近几年的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的发展更结合外销和区域整合的优势，具有影响力。但私营经济或市场配套条件不足，外资大量撤退，先进产品市场接纳度或国际竞争力都受到海外市场质疑，种种负面因素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都会产生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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