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狗在人们心目中低位卑贱。这种卑贱也反映在一些表示轻蔑或厌恶的中文说法中，如“狗嘴吐不出象牙，”“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如今，在谈论受到民众普遍厌恶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时候，又有中国人把上述两种关于狗的说法糅合起来，提出一种新说法——指望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改好，就像是指望狗把叼到嘴里的肉包子吐出来。
绕不过去的话题
“狗嘴吐肉包子”论者自认为毫无争议的事实是，垄断中国金融、电讯、能源、交通等行业的国有企业早已经被执政党权贵劫持，国企名义上是国有的，是属于全民的，但实际上则是中共权贵借助政府权力推行和维持垄断，将他们掌管的国企变成肆意搜刮敲诈国民的工具；国企的掌权者不是官员就是官员亲朋，他们掌管国企，赔了是国家的，赚了是自己的；不但可以动辄贪污上亿，可以给亲朋提供贪污机会，而且还可以随意支配巨额公款用于行贿；这一切甚至中国官方报纸也时有报道。
讨论当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国企改革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而“狗嘴吐肉包子”论者可谓国企改革悲观论者。他们认为，国企给既得利益集团带来不可抗拒的巨大好处，权贵们不可能愿意放弃对国企的掌控，就如同狗不可能愿意松口把到嘴的肉包子吐出来一样。更有批评者指出，在当今中国，连“权贵资本主义”都变成了一个被官方取缔的讨论话题，此时此刻认真讨论国企改革近乎愚不可及。
改革国企难道真的跟狗嘴吐肉包子一样难，甚至不可能吗？
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美国蓬勃社驻北京的首席亚洲经济学专家汤姆•奥利克觉得这种来自汉语的比喻说法很好玩。他说：
“首先我要说，狗嘴吐出肉包子是一种非常生动形象的比喻，我太喜欢了。我以后出去作讲演，一定要尽量用上。”
奥利克表示，虽然狗嘴吐出肉包子不太容易，但他自己对中国眼下的经济改革、国企改革的前景感到某种乐观。他的理由是：
“从某些意义上说，对国有企业各种特权的正面和全面的攻击迟迟没有出现。我想，对国营部门进行全面改革还在规划中，中国还缺乏改革的具体计划。但我认为有一种观点是可信的，这就是，其他一些对国企的改革做法是千刀万剐式的。比如说，利率自由化，事实上的国营公司债券违约，能源价格改革，这些做法都是消除国家财政津贴，而这种津贴是国营企业的支柱。即使是没有对国企的各种特权进行正面和全面的攻击，其他的改革也在开始改变中国经济的局面。”
进展、挑战与矛盾
奥利克是在参加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次研讨会时作出上述表示的。该研讨会的议题是：“习近平的经济改革：进展、挑战与矛盾。”
中国眼下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及成败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而且也跟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给世界市场、尤其是给原材料市场造成一连串影响之际，习近平政府推行的经济改革政策更是受到特别的关注。
显然，在观察和讨论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时候，像奥利克这样的专家也难免呈现出认知中国时所面临的挑战和对中国的认知矛盾。
例如，在被问到当前中国推行的一些金融体系自由化的做法是否能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个问题的时候，奥利克这位谨慎的乐观论者又提出了基本悲观的看法。他说，中共推行的经济改革无论如何都不会使中国步入自由资本主义：
“显然，（共产党政权的祖师）列宁曾经说过，所有的共产党政府都需要一个非常大的银行。这话说得很好，我总是想引用。但我一直没有查到这话具体的出处，列宁是否真地说过这话。但这话道出了明显的实情，这就是，假如你能控制信贷的流通，就能在很多不同的事情上有巨大的影响力。
“在谈论中国的金融自由化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指金融工具自由化，而不是指中国大银行的所有权转换。比如说，中国工商银行现在要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率体系，但工商银行的大部分股权依然是中国政府的。工商银行希望能够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运作，但共产党依然拥有这个非常大的银行。”
习近平与胡温的对比
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初，就展现了他跟其前任胡锦涛和前总理温家宝明显不同的执政风格。
胡温领导班子被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普遍认为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班子，其最主要的特色是所谓的“击鼓传花”，即无所事事混日子，他们执政的十年使中国蹉跎和浪费了十年。
加州州立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巴里•诺顿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他认为，观察当今中国并提出靠谱的看法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说：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在胡锦涛、温家宝当政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陷于停顿，停滞不前。我们花了很多年才把那种局面跟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结合起来。如今，我们看到了十分明显的多方面的经济改革项目正在展开。我想我们还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看清这些改革到底有多广泛，究竟有多重要的潜力。”
中国国内外各路观察家一致认为，习近平与其前任最明显的差别是他对自己大权独揽的做法毫不忌讳或隐讳，甚至反而是着力突出和强调。
赞美习近平大权独揽的人认为，以中国之大，既得利益集团和贪官污吏势力之强大，习近平只有大权独揽才能突破种种羁绊，才能在中国实行真正利国利民的各种改革。批评者则认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早已经无数次证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并必然导致灾祸。
就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经济改革而言，诺顿教授显然是属于大权独揽怀疑派。他说：
“我不想被人看作是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完全乐观，好像是一旦就进行什么改革作出了决策，中国就必然走向我们所能预测的方向，甚至走向我们认为是正面的、可取的方向。 恰恰相反，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更为复杂。…十分明显的是，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专制体制下的由上到下的改革。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避免错以为一旦有一个可以独断专行的上司，下定了决心要做一件事，接下来的事情就容易了。实际情况不是这么回事。专制独裁体制的运行没有这么顺畅。假如真是这样，我们的世界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改革触动利益之难
诺顿教授尤其对习近平上台以来所宣扬的所谓改革“顶层设计”持怀疑态度。他指出，中国在1980年代和90年代实行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什么顶层设计，也没有什么总设计师，那时的改革是由下到上、由基层推动的，上层只是对下层的创造性改革实践给予追认。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习近平所宣扬的“顶层设计”也受到怀疑和批评。怀疑和批评者认为，中共推行 “改革开放”政策30多年，所谓的经济改革政策改来改去，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成为全世界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好处尽归顶层权贵所得，恶果和代价全由下层民众承担，顶层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团；顶层设计究竟能设计出什么来不问可知。
与此同时，中国公众在不安地观望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在走向何方，将走向何方；中国的国营企业是否能切实进行利国利民的改革，放弃与民争利；或者，国企是否会在中共权力的庇护下变本加厉地与民争利。
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偏离正确方向表示担忧和批评的，不仅仅是中国公众，而且也似乎包括中国总理李克强。
在谈到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之难的时候，李克强在上任之初曾经发出在中国国内外被广泛引用的名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
李克强是在两年前说这番话的。现在还不清楚自那时以来他对中国改革之艰难是否有了什么新的认识。但李克强的这些话显示，他好像也大体认同“狗嘴吐肉包子”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