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年底三中全会至今，中国已有20个省推出了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但各利益方显然未能就如何深化国企改革达成共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混合所有制看起来成了习近平政府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的主旋律。有关新加坡模式再度成为谈资。不过，经济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就是习近平的国企改革策略，那只能是条死胡同。
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习近平在强化威权统治的同时，如要推进国企改革，对其是个相当大的挑战。
在去年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台后，国企改革似乎成为中国当前经济的主题。位于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说，这使得一向不乏有人推崇的淡马锡模式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他说：“很多人在谈论中国当局如何借鉴淡马锡模式改革其国有企业。这是淡马锡多年前制定出的一个过渡模式。而其中拥有股份的公司看起来在管理方面相当有效。”
有分析人士断言，习近平已经在试图对国家的行政作用和国有公司的管理进行明确的区分。澳大利亚智库罗维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朱利安·斯奈尔德（Julian Snelder）在该智库网站The Interpreter上撰文称，习近平的国企改革策略已经渐趋明晰，那就是新加坡模式。
斯奈尔德说：“在运营层面，独立的职业人员将会得到与市场相称的薪酬，而政府将会派人承担监管角色。正如其他领域，管理者和非管理者的薪酬将有差异。党委派的主管将收取较低薪酬，可能要比他们所监督的国有企业的主管要低得多。他们得到的是卫士、而非商人的薪酬。他们将承担服务人民的荣耀，而那些想致富的人最好到别处去。”
作者引用了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经典著述《生存系统》（Systems of Survival）中有关现代生活中共存的两个道德准则，即卫士（guardians）和商人(merchants)概念。雅各布斯认为，商人经商，与法律竞争，观念开放，具创业精神且很实际；而所谓卫士则是忠心的保守人士，具有等级观念，在政治、军事上，以及对职业人士和平民有指挥权力。
斯奈尔德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倾向于卫士系统，但是集体所有制则将卫士们拖入商业领域，使得掌管国企成了肥差；而到江泽民时代，吸引私人企业家入党，则使得卫士与商人的角色融合起来。
作者认为，习近平所面对的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两难境地：其国企改革计划迄今看起来仍令人困惑，甚至充满矛盾。但是，斯奈尔德说，从习近平近日的一些动作看，他的改革策略渐趋明晰。
斯奈尔德提及近日有关大幅调降国企高管薪酬的决定。他认为，此举会受到公众的欢迎，同时显示出习近平在试图对国家行政与其所有的企业的管理之间进行区分，并可能挟反贪运动强势推进国企领域的改革。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说，这或许不足以断定习近平已经形成明确的国企改革策略。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对美国之音说： “我并不了解习近平的真实意图何在。我知道的是，那些认为他的目标是新加坡模式，或者将国家行政和管理分割，或者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更大程度的合作，如果他们所言属实的话，那就将是非常糟糕的政策。”
史剑道从三方面否定了这种政策。其一，他认为相对弹丸之地、仅有几家国有公司的新加坡的模式，不适用于情况更为复杂、挑战更为严峻的中国国企改革；其二，任何与中国当局玩了多年的政企分开的游戏相关的政策同样行不通，因为有大量证据显示中国国企业绩一塌糊涂，并且腐败蔓延；最后，他认为从根本上讲，问题症结在于未能放开私营企业进入国企垄断领域与之竞争。
史剑道说：“如果允许私营部门更大程度地与国企竞争，中国经济将从中受益。国企对经济造成的驱之不掉的危害源于不允许他人与之竞争。引入私人资本进入国家拥有的企业完全是条死路。应当鼓励私人资本参与竞争，让其时而胜出，使国有企业萎缩，甚至破产。”
官方抛出国企“混改”，中国的民企已经表现出抵触情绪。作家何清涟近期在其美国之音的博客上撰文称，官方和民企对国企改革各有盘算。她援引中国媒体的报道说，民营企业的反应分为“馅饼派”和“陷阱派”；前者将准入曾限制民企进入的行业视作机会，而后者认为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关门打狗”。
有经济学家看到，中国在国企改革方面并非一无是处，无路可循。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对美国之音说，坊间充斥的大量有关习近平拟采取某种模式将政府置于被动投资者的地位，并让国有企业以更为商业化的方式运营的推测，但在当前改革的初始阶段，尚难断定其是否已经就此有定论。
不过，拉迪认为政府的一些举措显现出一定效果。他说：“不过我看到另一方面的举措取得一定的进展，也就是国有企业准备改进其业绩，或者缩小规模。”
拉迪说，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石化眼下正在计划出售其非油品销售部门百分之30的股份。他说，这方面的交易应当在本月底前完成，目前有大约30家财团在竞购中石化的这部分资产。
这位中国经济问题学者认为，一个可能的选项是，在允许民营公司参与竞争的领域内，继续让国有公司缩小规模，令其在该领域内的竞争中慢慢退出，直至完全消失。
拉迪说，在按产业划分的有40个分支的系统中，国企在24个门类中的产出所占比例低于百分之15。他说，目前国家没有放开的领域只有发电和输电，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等传统上由国家垄断的经济领域。
拉迪认为，习近平或会以这种方式推动国企改革。他说：“已经有一些行业因为私营企业能够进入而受到侵蚀。我认为，习近平看起来会推动这方面的进展。很难想象像中石化这样在中国被广泛认为最强大的公司之一，会情愿主动出售其百分之30的非油品销售业务。”
这位中国经济问题学者说，在炼油这个曾经由国企全面垄断的部门，私企已经占到产出比例的百分之35，由此表明一些国企垄断部门已经受到私企的侵蚀。他甚至认为，习近平已经决意继续推进民企参与竞争。
但是，史剑道提醒道，鉴于中国不可能，也不打算放弃国有企业，因而当局面临的难题在于确定哪些领域是应由国家控制的关键部门，而哪些可以放开。
而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难产可以看出，即便习近平挟打虎反贪之威，在挺进国企领域时可令既得利益者噤声，但盘根错节的利益方并不会轻易退让。
此外，有经济学者也指出，习近平本人也明言不会放弃国企。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威廉姆斯说：“中国政府在不久前曾经利用国企和国有银行作为政策工具，意在达到政策目的。这表现出的是矛盾。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愿意退让，放手让专业管理和决策者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参与竞争，那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但是，习近平曾经说过，国企要保持在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作用，因此，我有些怀疑他到底会走多远。”
斯奈尔德说，习近平显然是在用其政治铁腕实施经济改革。他说，中国领导层看样子在反自由化改革方面已经有共识；但或许习近平只是想要守护他的意识形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共识，他只是在赤裸裸地揽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