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国经济的主题最近已变成“国企改革”。据说内部文件已传达到基层政府与大专院校，改革的理由是不能让央企成为利益集团的提款机，以及官员退休的荣养之地。目前全国已经有20个省推出国企改革方案并付诸行动。但由于还未达成改革共识，原定于9月出台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指导意见》，将延后至明年出台。
*“混合所有制”内容模糊*
驱使中国国企私有化的动力，其实是债务。《金融时报》8月12日发表《中国发起第二轮国企私有化》，文中引述世界银行前中国局局长David Dollar的说法，“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是私有化的重要推手”。其实，国企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以高铁为例，据铁道部财报显示，2006年到2012年一季度，铁道部的净资产从8623亿元增至15786亿元，增加到原来的1.8倍，而同期的负债则从6401亿元增加到24298亿元，增加到原来的3.8倍。尤其是2008年到2011年大力兴建高铁期间，总负债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41%。
国企尤其是央企这类垄断型经济寡头，是朱镕基当年抓大放小、重组国企为中共留下的“经济命脉”，被称为“共和国长子”，无论是占用资源、政策扶持、银行贷款还是垄断特权等各种优惠，政府均毫不吝惜；为了强化国企高管的经营责任，还将“经理人持股（MBO）”作为一种奖励。但是国企很不争气，除了本文开头谈到的腐败问题之外，无论从GDP贡献、就业贡献、投资、税收、利润等方面，都比“共和国的庶子”民营企业差得多。
根据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报告》，中国民营企业创造GDP的占比，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发展到60%多。更有人估算，规模以上民营经济对中国GDP的贡献其实在66%－74.9%之间。2011年，民营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达2.35亿人，占城乡总就业人口之比为30.8%；国企占比只有8.8%。民企的税收贡献，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应交增值税中，民营工业企业的税收贡献占一半左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仍在下降，同比降幅分别为5.1%和4.1%。因此，有论者认为，民企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最大贡献者，民企的发展事关“国祚”。
因为以上原因，有人认为这次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国退民进”。但从中国政府公布的方案及相关部门政府官员的谈话来看，本轮国企改革，重点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民企入股，究竟能占多少股份，是否让民企持有占据有话事权的股份，至今未有明确说法。
*民企如何看国企改革？*
在官方看来，以为这是舍了个香饽饽给民企，但民企却不怎么领情。对于“混合所有制”，据国内媒体介绍，民营企业的反应分为“馅饼派”和“陷阱派”。“馅饼派”认为，曾经限制民企进入的行业终于可以准入，是个机会。但我并未找到有哪位民营企业家表达过类似想法；“陷阱派”则认为，进去后很可能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被“关门打狗”。以下几位民企巨头的想法颇有代表性。
杭州娃哈哈集团老板宗庆后对党一直很贴心，但他对本轮国企改革有自己的看法。9月2日-3日，2014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在重庆举行，宗庆后受邀在论坛上发表《国企改革与全员持股》的主题演讲。在谈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时，宗庆后表示，现在搞试点仅拿出少量股份让民营资本溢价进入， “实际上民营资本亦没有那么傻，以高昂的价格与代价获取国企少量的股本，进入后既没有话语权、决策权，亦改变不了国有企业的机制。”他认为，央企这么大的盘子，民企、民间资本实际上也没有能力进去，最后可能又让国外的基金占了国企的股权，导致国企又被外人所控制。
新浪财经就国企改革采访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这位中国首富已会晤过好几个央企一把手，都是谈“混合”的。他对新浪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营企业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对控股”， “如果国企控股，不等于我拿钱帮国企吗？那我不是有毛病吗？不能干这个事。”
曾参与过20多家国企改革的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虽然比上述两位委婉，但态度实质相同。今年4月25日，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系列论坛上发言，谈到自己的经验是“不能作为小股东进去”，“没有管理权，所以跟原来的国有体制还是一模一样，这样基本没有什么用了”。“我现在非常明确一点，如果混合所有制在经营方式上不能以民营企业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话”，不予考虑。
*各怀心思，联姻不易*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国企改革，国企高管及政府相关人员获得“改革暴利”的教训，不免让许多人担心国资流失问题，认为国企改革“其风险点即国有资产流失最可能发生的地方在“三优”：优良企业、优良资产、优良业务线。其中，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有4个渠道：潜在利益、资产评估、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低估贱卖已广为人知，而关联交易则隐秘而多样。”
国企高管们面对“混合”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最重要的是要看自己的权力在改制后是否受损。中国建材曾于2008年重组南方水泥。掺入许多民企股份，有人说它成了有产者的打工仔，是搞“国退民进”，争议声至今未息。如今，中国建材作为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样板，成为国资委4项改革的试点之一，其董事长宋志平称自己是“老改革”，中国建材的经历是“以国民共进方式成功进行行业结构调整的故事”。他的说法很符合中央精神：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三足鼎立的关系，不存在谁吃掉谁、谁掠夺谁、谁被谁同化的问题。混合所有制强调的是不同所有制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国有、民营都作为股东而存在，都在公司法下规范运作，各自的合法利益都“神圣不可侵犯”。国企有规范的管理、规模优势、技术实力，民企有灵活性、激励机制、企业家精神，二者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强大的竞争力。
即便如此，宋志平也有不满。他说，在中国建材的高管会议上，经常是身价上亿的民企老板、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传统国企干部三类人坐在一起，虽然都是企业高管，但收入相差悬殊：民企老板有股权、职业经理人拿市场化薪水、传统国企干部拿体制内的薪水。从长期看，这种差距不利于企业发展。
本轮国企改革中，降低国企与国有银行高管的薪酬是既定目标，宋志平的想法正好与之相悖。工资一项，应该是改革中相对容易的一项，都难以达成共识，遑论其他。
民企老板们对国企改革的怀疑观望及前述言论，已经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有篇《李克强苦心孤诣，资本家欲壑难填》就代表了这种情绪。作者内心认为民企拿钱出来入股国企是天经地义之事，王健林等人的态度是激进的见解，智慧的做法应该是：“台面上：不要把官资和民资对立起来，大家是一条私有化统一战线（但我官资是主导）。台底下：用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来混合，总要胜过体制外民资的混合（还是我官资来主导）。这种既不和民资撕破脸并试图将其纳入自身战略轨道，同时自己探索一条更加合理的渐进式私有化之路，……这才叫‘懂政治’的大智慧”。
这种“充满智慧”的算计，要想让民企参与国企改革，恐怕只能通过捆绑才能成夫妻。如果权力不介入，让民企从纯粹的投资效益考虑并持 完全自愿原则，那些持“陷阱论”者多半不会“自愿”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