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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事光析:独裁与恶政的螺旋效应:再谈“斯大林逻辑”


资料照:中国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中心广场上竖立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画像。(2009年8月26日)
资料照:中国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中心广场上竖立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画像。(2009年8月26日)

编者按: 这是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前次拙文谈中国政局的“斯大林逻辑“,以苏联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进行的大清洗为历史对照,来理解近期中共不断有高官落马的现象,试图解释为什么二十大后习近平已经高度集中权力但却仍然对基本都是自己亲信的官员持续进行政治清洗。文短未能展开,留下不少疑问。其中一个疑问是: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持续清洗?本文即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并进一步揭示“斯大林逻辑”的制度本质。

资料照:1930年11月21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右)在莫斯科。
资料照:1930年11月21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右)在莫斯科。

灾难之后的政治整肃

斯大林1922年当上苏共总书记,1924年列宁死后他开始不断清洗政敌并高度集中权力。到1935年开始的新一轮大清洗,其间大约11年时间。无独有偶,习近平清洗政敌并高度集中权力的历程,如今也有11年了。斯与习,在那11年当中的作为,都是很成功的,也就是实现了个人高度集权的目标。

斯大林在这一段高度集权的过程中,逐步地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转而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上采取冒进政策,试图加速建设苏共版本的所谓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农村,斯大林强力推行“全盘集体化”。这一过程充满暴力,包括以武装力量镇压那些抵抗集体化的农民,甚至出动了轰炸机。接下来的恶果,就是包括以“欧洲粮仓”著称的乌克兰在内的苏联各地发生的大饥荒。据估计,当时饿死的民众,至少有500万到700万。

资料照: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1949年访问苏联期间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出席会议。
资料照: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1949年访问苏联期间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出席会议。

这样的巨大灾难,不仅引起了民众对于斯大林专制的憎恶,也导致苏共内部对斯大林的不满四处蔓延。我想,了解到这种历史背景,再来看斯大林1930年代中期的大整肃,应该就不是那样地不可理解了。简单地说,斯大林不是个疯子;他在高度集权之后仍然持续清洗,有他的理由和逻辑。

对于这种理由和逻辑,中国人应该不陌生,因为类似的灾难在中国也曾经发生,因为毛泽东以同样的理由和逻辑做过同样的事情。1958年毛泽东推行“大跃进”,也是要加速工业化,并在农村强力建立人民公社,恶果也是大饥荒。这场人为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饥荒,夺走了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毛自知“闯了大祸”,但他绝不肯因此哪怕削减一点点自己的权力,反而变本加厉推行个人崇拜,接下来就发动了所谓文化大革命,也就是毛版本的十年大整肃,不仅全民遭难,就是那些曾经为树立毛的领袖地位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领袖们,也一个接一个被关进监狱乃至死于非命。

理由是什么?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曾经摆出了很多理由要进行这样的清洗,从苏联有所谓“白卫分子”、“托派分子”等等,到中共上上下下都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名目不一而足。但是,背后的真正理由,放在大饥荒的背景下,人们应该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那就是最高专制者在制造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之后对于自己权力地位受到质疑、削弱、乃至挑战的担心。为了应对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对于自己权力地位的质疑、削弱和挑战,不仅要加强对于民众的社会控制,而且要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持续的政治清洗;在政敌已经清洗殆尽、全是自己亲信掌权的情况下,清洗的对象也就必然是所谓亲信了——这就是所谓“斯大林逻辑”。

独裁出恶政,恶政促独裁

习近平现在正在制造上述历史的第三版。与他的斯爷爷和毛爸爸所处的时空不同,习版本的故事情节当然不会完全重复上述种种,但其中的逻辑是相同的。因为共产党最高专制者这么做始自斯大林,所以我将之称作“斯大林逻辑”。

但是,“斯大林逻辑”的出现,首先不是因为有斯大林这么个人,而是因为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是因为共产党有那样一种专制制度。共产党的组织特性和意识形态,决定了其最高领袖实行个人专制。这里的个人专制与共产党对于整个国家的专制统治是相互表里的,不可分割开来。一般讲所谓“独裁”,容易偏于只讲个人的专制,这一点我在本专栏以前的文章中谈过。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意义上用“独裁”这个词来专指共产党最高领袖的个人专制。“斯大林逻辑”是独裁者的逻辑,而“斯大林们”则是共产党专制的产物。“斯大林逻辑”在今天的中国政局中重现,也正是因为共产党制度过去十年间成就了习近平的独裁。

独裁必然带来治理上的恶果。过去几年中,从对于新冠肺炎的“动态清零”,到无预警放开的“疫情海啸”,制造了巨大的人命牺牲和人道灾难。反市场和敌视民营经济的经济政策,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直接、负面地影响了上亿民众的就业、收入和消费。习近平的这些恶政与斯大林、毛泽东当年制造大饥荒的恶政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灾难之后进行政治整肃的权力逻辑也是一以贯之的。

这里,可以发现在独裁与恶政之间存在一种螺旋效应,二者相互之间推动升级。就独裁领导人来说,越是个人集权,就越是没有制约;决策越是任性,越是造成治理上的

灾难,也就是造成恶政;而越是出现治理的灾难,独裁者也就越发感到已经高度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权力还是不够用。地位不安全,于是越发要进一步强化个人权威,进一步实行政治清洗,进一步压制乃至消灭可能的不满,首先是出现在精英阶层的不满。共产党的整个权力体系作为独裁体制,恰恰为这种个人集权和政治清洗提供了足够的、强大的制度手段,也由于不向民众负责而必然走向恶政。因为独裁而形成恶政,因为恶政而愈发独裁,这才是深层的“斯大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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