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是“信息是公共产品”，并“着重强调信息与虚假信息、仇恨言论、娱乐信息和数据信息等其他传播内容之间的重要区别。”
拜登政府把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美国价值观视为治理国家、指导外交政策的关键。但其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一方面在国内各个领域实施前所未有的严厉控制，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充分利用美国和西方提供的自由环境肆意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
布林肯：北京在国际间宣传造谣，在国内限制新闻自由
周三（4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外国媒体记者就新闻自由等问题举行线上圆桌会议。他指出，美国真正关切的是中国对内对外采取的截然不同的“两手策略”。
布林肯指出：“北京通过国营媒体企业和平台在海外进行宣传和造谣，其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干涉或破坏民主，而同时又在中国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
“很遗憾，过去20年北京当局利用强大的经济势力逐渐渗透到海外的华文媒体，它在英文媒体的影响力也日渐增加。” 曾经在纽约的华文报纸担任记者长达25年、现在担任非政府组织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成员（CUSIB）的于金山告诉美国之音。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于金山说。“北京当局在国内、在香港，在他们控制的地区都是严格地限制新闻自由，但是在海外任何人对它政府的言论有所批评的话，它就会用新闻自由的名义来驳斥，”
人权观察中国部资深研究员王松莲说，“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线上和线下控制着人们的言论表达，并长期以来使用宣传手段来使党的侵权执政模式合法化。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更加强了这些策略，同时还使用了监视和社会控制。现在，中国人以及中国以外但与中国有联系的人们，越来越难以批评中国政府，因为他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从被拘留和监禁到被民族主义网民骚扰。”
盖瑞特：中共舆论战以虚假信息煽动社会动荡
前五角大楼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Dan Garrett）说，中国政府针对美国和西方的进攻性舆论和信息战，源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陷于新冷战的偏执狂和企图抢占“世界中心舞台”的野心。
“作为其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手段，中共国有媒体利用不对称性进入美国和全球媒体市场，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旗帜下，塑造和引导针对美国和西方的舆论——特别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国家医疗应对和疫苗开发方面。”
此外他认为，这种舆论战还有进攻性的一面。“它还利用国家媒体记者作为一线信息战士，通过传播反美和反西方的虚假信息和宣传叙事来煽动社会动荡和分歧，寻求在战略上利用美国以及全球范围内因新冠病毒灾难、以及已有的经济、医疗和种族不平等加剧产生的治理、金融和公共卫生危机引起的社会裂痕。”
周三，布林肯国务卿邀请了来自委内瑞拉、匈牙利、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国香港的媒体驻华盛顿记者参加交流新闻自由的线上虚拟圆桌会议。
大部分记者就本国政府对新闻自由的限制、新闻记者被打压的困境提问并与布林肯交流。来自中国香港的记者则关注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受到限制的问题。
记者问布林肯国务卿，特朗普政府时期做出的针对在美国的中国媒体机构的措施是否会改变，例如将他们定位为外国使团、减少他们的签证时间；这位记者还问，许多特朗普政府时期实行的对华政策是否会继续。
去年以来，华盛顿采取措施将十几家中国国家和地方媒体在美运营的部门定为外国使团，包括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新社、解放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国政府批评美国实行双重标准。
布林肯指出，这些国有媒体受到中国政府的完全控制，“是一个很难忽略的事实”。“中国政府对这些实体拥有有效的运营和编辑控制权，这些实体只专注于推进北京的全球宣传，有时是虚假信息。”
布林肯表示，美国对这些媒体采取的措施旨在确保透明度。“确保公众了解谁支付他们（中国媒体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他们的新闻评论代表了中国政府和中共的观点。”
但布林肯同时指出，美国的做法“并不干预这些媒体的报道和他们选择话题的能力，”他说，“我们并没有禁止这些国家控制的媒体，它们继续在这里运营，但是我们要确保透明度，要让人们充分了解他们读到的实际上是奉北京政府之命而不是独立媒体制作的内容。”
林培瑞：中国官媒驻美记者至少部分是特务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说，他赞成布林肯的主张。林培瑞指出，中国国营媒体在美的一些雇员“他们很多实际上不是记者。”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有良心的记者中国也有，一直有。但是派到美国来，拿美国签证做记者的人，一部分——我不知道多少——至少一部分，只能说是特务，不是记者。”林培瑞强调。
林培瑞教授承认，目前美中双方媒体的布局是很不对等的。“中国利用美国的自由空间这是肯定的，到美国来把他想散发的信息用自由的媒体把它散发出来，自由世界的自由媒体当然允许，这是自由媒体的本意。而相反的你要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到中国把它的信息散发到中国去，那是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所以，这是个绝然不平衡的一个情况。”
但他不赞成用禁止的做法。“我主张新闻自由，什么人发什么言我不反对。”
他认为，对于故意散布的虚假信息必须加以控制，但是，“要控制这个局面的话不是不让它发言，是让他发言，然后拆他的台，让大家知道这是说谎。以后他继续说谎的话，美国和世界老百姓会对他有一种免疫力，知道这个很可能是胡说八道。这个方法我觉得比禁止他说还更好。”
布林肯国务卿在圆桌会议上指出了在对待新闻自由上的“两个不可持续”，即，中国的政策与西方世界的做法“完全不对等是不可持续的”；而中国的媒体可以“在自由和开放的媒体环境中运营，”同时却“拒绝让其他人受益，实际上也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如何应对北京对内对外截然不同的“两手策略”确实是美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外交关系协会东南亚问题资深研究员约书亚·库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在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国营媒体定为外国使团后撰文指出，“对中国官方媒体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可能适得其反。华盛顿可能夸大了中国官方媒体的影响力，并且有可能冒似乎不关心新闻自由、不要建立一个开放社会的风险。”
在纪念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时刻，于金山指出，新闻自由对北京来说是个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必须遵守的原则，但所有华人不应受其影响。
“所有世界上的华人都应该继续努力达到我们中国人也应享有新闻自由的权利，这是我们的权利，并不应该被某些政权、某些人来剥夺。”于金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