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前驻中国记者比尔·博图斯（Bill Birtles）的2020年过得如同一场风暴：
1月初，他在台湾报道大选，月底赶赴武汉报道新冠病毒疫情；就在抵达武汉的几个小时后，武汉宣布封城。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见证了毛时代以来中国对外国记者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多名美国驻华记者被迫离华；8月，中国国营电视台澳籍记者成蕾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被抓。
几个星期后，他自己也成了新闻人物：七名中国国家安全警察的午夜造访，120小时的“人质外交”，惊心动魄的紧急撤离。五年的驻华记者生涯戛然而止。
12月的悉尼，气候怡人、一如既往的闲适安静，坐在熟悉的家中，博图斯几乎有些不适应这里的慢节奏。回顾这多事之年，他说自己是幸运的。
“我回国了，我在澳大利亚，我没事，但是中国媒体领域今年有很多人受影响，”他用中文通过Skype对美国之音说。“我安全回家，但是我认识的几个记者，他们被驱逐了。”
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今年显著恶化，两国媒体记者卷入了不断升级的大国政治角力。
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新华社等五家中国官媒的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将这五家机构驻美工作的中国公民人数限制在100人以内。中方随即公布反制措施，要求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五家美国媒体驻华机构申报人员和财产，并驱逐了《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三家美国大报的美籍记者。
博图斯认为，他本人被迫匆忙离境也脱离不了地缘政治的大背景。过去几个月来，中澳关系空前恶化。澳大利亚当局6月下旬曾以涉嫌违反《反外国干涉法》为由，对四名驻澳中国官媒记者展开调查。 这些调查的细节尚不为人知。
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就有17名外国记者直接或间接地被赶出中国。博图斯和另一名澳大利亚记者的离开标志着澳大利亚自197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没有一名驻华记者的境况。
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博图斯说，多年来，驻中国的外媒记者都认为，他们的微信、手机是被监控的。
他说：“有几次我们用微信安排一个采访，接受采访的人可能会有国保、或者本地的警察去他们的家，去他们的办公室说，我知道你们准备跟澳大利亚媒体做个采访。我们劝你别这样做。他们怎么知道的？肯定是监控的。”
2015年博图斯刚来北京时，在中国还能上澳广的网站。2018年的一天，网站突然被屏蔽。网信办没有解释原因，只是对他们说，你们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你们必须改正错误。他猜测，这可能和澳广播出了有关披露中共海外渗透、干预的深度调查报道有关。
在中国找寻采访对象变得越来越艰难，原本敢于发声的一些体制内学者现在都不敢公开表达观点。极少数愿意接受外媒访问的学者说出的话都和中国外交部如出一辙。
“所有的方面都是一个声音。最近几年，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意识形态更加单一，”博图斯说。
除了来自官方的压力外，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也在加剧。去年他在深圳街头采访民众何看待香港抗议，一个90后小伙子直接对他说：“我不想接受你们的采访，你们就想抹黑中国。”
这样的话博图斯经常听到，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小伙子找来了附近的两个警察，举报这里有外媒记者。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非常红的爱国概念，在网上你经常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路上，在北京，在上海，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年轻人，” 博图斯告诉美国之音。
相比外籍记者的困境，博图斯说，他更担心那些在外国媒体工作的中国籍员工。
“现在的大环境对他们来说，真的很可惜的，压力太大了，”他说。“我听过很多故事，警察可能对这些中国员工说，你记得你是中国人，你必须听我们的话，你不是外国记者，你没有外国护照。”
就在这次采访不久前，彭博新闻社北京分社中国籍女记者范若伊（Haze Fan）被控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遭警方逮捕。几天后，前《纽约时报》摄影记者、纪录片制片人杜斌以寻衅滋事罪名被捕。今年3月，中国官方强迫至少六名在美国媒体工作的中国籍员工签署了“自愿”终止雇用的协议。
北京一位长期受雇于外国媒体机构的中国籍新闻助理告诉美国之音，外媒中国雇员的日子一向不好过，最近两年更是尤为艰难，被警方骚扰、“喝茶”早已是家常便饭。出于安全考虑，她要求隐去姓名和工作机构。
“不是我一个人，我认识的人都有过，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吧。大家现在可能也都习惯了，”她说。
她的第一次“喝茶”是被骗出去的。国保假装是她的房东，骗她到指定地点盘问多时，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报道，接下来有什么计划。警方还试图打探外籍记者的喜好，希望掌握他们的动向。
这样的“喝茶”持续了很多年，期间国保也去威胁过她的父母。“我很生气，我爸妈干嘛了，你为什么要扯上他们。我觉得这是很卑鄙的行为，”她说。
后来她得知很多同行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最后一次她终于忍无可忍，极不耐烦地对这两名20出头的国保说：“对不起，我不想再见到你们了。”
这位要求匿名中国籍员工说，在北京的外媒工作者一共200多人，圈子不大。她和早些时候被抓捕的成蕾、范若伊都认识。这一连串事件在震动这个小圈子的同时，也让大家都感到恐惧。
“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就轮上了，比方说你做了新疆的报道，参与了香港的报道，在政府眼里肯定是一个敏感话题，是一个刺头嘛，你是很容易被他们抓到把柄的，”她说。
世界两大记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指出，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全球范围监禁新闻工作者问题的严重程度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在这方面稳居世界第一。
“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edric Alviani）说，外媒是现在仅存的监督中共政权的见证者，也因此是只需要正面宣传的中共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中共政权将外媒受访者和员工当作人质。他们试图胁迫外媒记者说，如果我不满意你发表的内容，我会处罚你的中国籍雇员或受访者。这当然会对外媒记者带来寒蝉效应，” 他在早些时候的一次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说。
回到悉尼的博图斯时常会想念他在北京的同事们，想念那些在电梯里寒暄的邻居，还有小区里20块钱剪一次头的老太太。他说，她人很友好，尽管她总把他当成美国人，对他说：你们美国现在太乱了。疫情啊，歧视黑人啊，很可怕。
“可能在有的方面我们的观念不一样，但是这个是小事情，”博图斯说。在他看来，北京日益追求新闻报道要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步调一致。驻华外媒记者的离开只会让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民众间了解和沟通变得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