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媒体看中国: 中国最高法与捉迷藏

在中国最高法院（简称最高法）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引起批评和质疑之后，该法院日前再度声言要“深化司法公开”，“最高法、高级法院的文书，要更多地上网”。然而，这一声言未能消除法律从业者、中国国内外研究者和中国公众的疑虑，反而使他们更加担心中共操控的司法透明度进一步缩减，原本就不多的法治进一步倒退。

用于释疑的声言引发更大疑虑

中共权威的新闻宣传媒体新华社1月14日发出报道说，其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1月14日举行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获悉，为针对性解决裁判文书网使用效果不佳、权利保护不力、安全风险暴露等问题，最高法要求深化司法公开工作。”

中国最高法院的这一最新表示被普遍认为是对去年12月中旬中国律师王雅军实名举报最高法院院长张军的再度回应。王雅军先前举报张军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开问题上涉嫌玩忽职守。张军也是最高法中共党组书记、中国首席大法官。

在王雅军提出实名举报之前，中国媒体财新网去年12月11日报道说，“在最高法院主导下，‘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将于2024年1月上线运行。和同样由最高法院主办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不同，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仅供法院人士在内部专网检索裁判文书，律师、法学研究者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无法查阅。”

美国之音先前报道说，王雅军在12月17公开的举报信中表示，中国裁判文书网最近几年已经逐渐减少更新，而新建的裁判文书库如果不能与裁判文书网数据共享，无疑是中国司法公开改革政策的大倒退。

在王雅军公开其实名举报之后，中国最高法去年12月22日就裁判文书网数据共享问题做出了一个回应，声言会继续开放。中国国内外一些律师随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那一回应感到失望，说它文不对题，顾左右而言他。

新华社1月14日以“最高法：加大裁判文书上网力度”为题发表的报道，显然最高法对中国法律界所表达的不满和担忧的再度回应。

该报道说：“‘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要求我们深化司法公开工作。’最高法提出，具有法治引领、教育、警示作用的文书，都应当上网；最高法、高级法院的文书，要更多地上网；...”

路透社星期一（1月22日）就中国最高法的最新说法发出报道说：

“中国经济已经变得更加不透明。自2022年起，中国当局限制海外访问中国学术期刊和企业数据库，并停止发布关键经济指标。

“法律专家表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公告似乎是对中国法院系统也走向这个方向的批评的部分让步，但对其透明度不断下降的担忧仍然存在。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郭丹青（Donald Clarke）表示，去年12 月中国最高法的公告引起了‘中国国内外法律界的极大关注’，其最新的声明并没有缓解这种担忧。

“他说，只有当局认为具有适当启发性的文件才会被发布到网上，这正是我们所有（研究中国法律的）人所担心的。”

郭丹青在这里所说的“只有当局认为具有适当启发性的文件才会被发布到网上”显然是指新华社报道当中的一句话：“最高法提出，具有法治引领、教育、警示作用的文书，都应当上网。”

习近平任期延续与司法透明缩减

司法公正、司法透明问题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所谓的敏感政治话题，中国媒体不能予以自由的报道和评论。但由于这个问题关系到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和个人的利益，中国最高法院看似带头压缩司法透明度的问题受到国际媒体的注意。

英国《金融时报》1月6日以《中国法院数据库改革引发对法律部门透明度的担忧 - 法律专家和企业担忧尽职调查无法查询所需的‘黑匣子’裁判文档》为题发表报道说：

“自2013年以来，中国裁判文书网一直是国内外律师、分析师和企业的重要信息来源。 但其记录显示，过去几年，其发布的文件数量急剧下降。

“自 2022 年底习近平史无前例地第三次执政以来，中国当局越来越多地限制公众获取从经济指标到监管决策的信息，这给外国政策制定者、分析师和企业评估中国从疫情封控措施中走出之际的发展方向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

“中国官员过去曾称赞中国裁判文书网是世界上最大的此类档案馆，拥有超过1.4亿条记录。但去年新公布的法庭文件数量降至10年来的最低水平，新增数量不超过1000万份。”

在批评者批评中国裁判文书网明显走向封闭和不透明之际，该网的首页仍然陈列着它的口号/座右铭：开放，动态，透明，便民。

“习近平对法治的新进攻”

1月15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在隐藏法院裁判文书 - 习近平对法治的新进攻》。

文章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法治状况尽管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也有显著的进步，“2006年，中国（的法治状况）在世界各国排名属于底部三分之一，到了2022年则属于上部二分之一。” 这种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司法透明，包括裁判文书透明。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律师、研究者、人权活动者、乃至打官司的普通民众所需要的研究和援引的裁判文书公布大幅度减少，已经公布的也有大量删除。中国当局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掩盖让当局难堪的一些残忍和荒唐的判决（如中国有法官判决人口拐卖受害者不得跟买人的人离婚）。

《经济学人》的文章说，在裁判文书公布大幅度减少、司法透明度倒退之后，有人要是有内部关系或花钱，就可以得到所需的本来就应当是公开的裁判文书。这种局面为司法界的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开启了方便之门。《经济学人》的文章说：

“假如透明度的下降导致更多的腐败，中共也不会公开与之斗争。它有一个平行的反腐败系统，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管理。自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增加了中纪委的资源和权威。仅2023年一年，就处罚官员超过40万。此类案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公之于众。

“习近平最喜欢的口号之一是‘依法治国’。他指的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相反，他是希望中共的统治变得更加专业和可预测。他希望这将赋予中共更多的合法性。

“但律师们认为，透明度的下降会产生相反的效果。针对他们的批评，最高法承诺更加开放。很少有人相信。”

最高法的言行记录令人担忧

中国最高法1月14日通过官方的新华社发表的承诺“加大裁判文书上网力度”的声明说：“最高法、高级法院的文书，要更多地上网；上网文书数量应当保持相当规模，并应当覆盖各审判领域、多种案件类型。最高法同时提出，要平衡好文书公开与当事人合法权利、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

路透社报道：“现在还不清楚最高法的这一指令会如何落实。最高法也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

与此同时，批评者指出，以裁判文书透明度减弱为象征的中国法治状况的恶化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的一个大趋势，而这种大趋势常常以来自最高法的言论明确展示出来，其中包括：

——中国前最高法院院长周强2017年公开声明，坚决反对司法独立；

——在一人被当局认为有罪、全家其他人被连带惩罚、在求学、就业和居住等方面受歧视的所谓连坐制受到中国公众的普遍谴责并被认为是早就应当革除的野蛮传统的之际，最高法表示，“非必要不对犯罪人亲属作出权利限制”，批评者说，这是最高法明确表示连坐制要保留；

——在世界各国（包括很多法治状况很差的国家）大力宣扬自己的司法是公正和不偏不倚的、不受党派和政治影响之际，中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今年1月宣告：“要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人民法院要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善于从政治上看、精于从法治上办。”

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中，党的领导就是习近平的领导，最重要的政治就是听习近平的话，维护习“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许多观察者和研究者认为，习近平的法治观来自毛泽东。中国媒体在早先比较自由的时期报道说，中共前领袖毛泽东明确表示他不喜欢法律的约束，而是喜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