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部于11月16日星期四发文称，人工智能因为需要大量数据来学习和训练，因此可以成为破坏网络安全和管理的“帮凶”，从而对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安全造成威胁。
此文指出，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强化自身各方面的职能，为应对人工智能的风险挑战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国家安全部这篇文章再次凸显了北京当局对于数据的敏感和警惕，这也可以从最近扩大的反间谍法和数据法中看出端倪。但是，数据的流通却是跨国商业和贸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国情报机构按照反间谍法对于商贸活动进行干预，致使越来越多的外商对继续跟中国进行商贸交往望而却步，感到一不小心恐怕就会陷入中国情报机关设下的圈套。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在采访代表欧盟商业游说团体的欧洲商业协会(BusinessEurope)负责人时发现，中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和数据法有可能使外国公司难以向中国投资，致使欧洲与中国脱钩看来在所难免。
《反间谍法》引入数据概念
中国政府于今年7月1日以加强国家安全的名义正式颁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该法首次在具体间谍行为的定义中引入了非法提供特定“数据”的概念，从传统领土安全延伸到网络安全、科技安全等领域。但是，该法并未定义“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
并且，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在被给与了在法定情形下查看随带物品、查阅调取数据、传唤、查询财产信息等广泛的职权。
基于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与网信办等部门或共同参与数据违规执法，并且会进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中国国家安全部门被给与权力亲自干预正常商业活动中的数据传输。旅居美国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告诉德国之声说：“反间谍法中的许多核心概念，如国家安全，都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明确的范围。在实践中，中国当局可以利用该法来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活动家和公民社会。”
观察人士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在华跨国公司人人自危，担心任何向境外传输数据的行为都可能构成犯罪。
欧洲商业协会副总干事路易莎·桑托斯(Luisa Santos)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如果人们担心与欧洲共享数据可能会在中国坐牢，那么就必须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选择，而这可能会有效地导致我们都希望避免的脱钩。”
难以合规刺激外国企业脱钩
其实在该法被正式宣布实施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对外商采取行动。美国尽职调查公司明茨集团(Mintz Group)的北京办事处在今年3月遭到中国当局的突袭，导致5名员工被拘留。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和凯威视讯(Capvision)也因涉嫌与外国情报机构有联系而遭到类似突袭。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这种情况对寻求吸引中国业务的国际公司构成了挑战。比如盖洛普公司，由于其全球调查经常反映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因此引起了中国当局的警惕。
随着经商环境的恶化，一些跨国咨询公司正在撤出中国。美国格理集团(GLG Lehrman Group)的专家平台放弃了早前在中国的扩张计划，今年夏天开始裁减中国员工。彭博社最近也报道称，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集团(Pioneer Group)正在迈出撤出中国的最后一步。
对于外国企业这种恐惧，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社评称，只有心怀不轨的人才会害怕反间谍法。
“光明正大在中国做生意的境内外人士，想来都不会把自己跟《反间谍法》联系在一起，毋庸说担心什么‘不稳定’的事。”
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开始部署“在中国为中国市场”的战略，将本地业务与海外网络分开，并投资于新的出口制造能力。
前汇丰银行环球市场大中华地区分析师林浩波对美国之音说：“近几个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利用反间谍法查抄外国公司的例子。这显示不仅是西方和中国脱钩，而且是中国在与西方以某种方式脱钩。”
中国商务部试图打消担忧
中国商务部试图消除外国商会的担忧。在上周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中，商务部下令“清理”歧视外国投资者的法规。
这些歧视外国投资的措施包括不允许外国品牌享受补贴、强迫企业延长申请许可的时间、阻止外国品牌参与地方政府的招标和采购等。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商会在评论这份备忘录时说，它“期待着时间表和更具体的实施指南的发布。”而英国商会会长朱利安-费舍尔(Julian Fisher)则说，这份公告将 "帮助我们的会员树立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对于中国政府为何会有这种前后矛盾的政策调整，哈佛大学学者和前路透社记者、曾经在中国担任尽职调查员的韩飞龙(Peter Humphrey)分析认为，这一切都是来源于习近平对信息流动的偏执。
“习近平既想封锁所有来自中国的信息流，又想从外部世界窃取尽可能多的信息。这是他大多数决策中自我矛盾特征的一个例子。他宣布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希望吸引更多外国投资，但随后采取的行动却造成了相反的效果。他一方面宣称要鼓励私营部门，另一方面却攻击和解散中国的大型私营企业。他的整个政治思维都染上了这种自相矛盾的病，”韩飞龙对美国之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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