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人员发布报告指出，中国不断扩建井基洲际导弹力量，可能会向基于预警发射的高戒备状态发展。而且，中国总体部署的核力量将越来越与其公开声称的核政策不一致，新建的核资产将为其未来更加挑衅性地运用核武器提供方便。核专家担心，中国这种“上不封顶、不可预测”、“政治逻辑决定军事战术”的核扩张，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美中敌对情绪，甚至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 7月18日在阿斯彭安全论坛(Aspen Security Forum)上表示，他对中国军队的建设包括其核能力感到担忧，美国已经要求中国和俄罗斯参加核限制谈判，但对方没有接受邀请。
“美国继续推进战略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他说，“这是通过战略核威慑保卫国家的底线。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重要的是，美国要进行部队现代化，并且准备好在需要时做出反应。”
五角大楼估计中国到2035年将拥有约1500枚核弹头，但是中国一直拒绝承认其核扩张的规模。美国和中国甚至无法就彼此核武库的基本情况达成一致。
美国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MIIS)研究助理德克尔·伊普勒斯(Decker Eveleth)在7月3日发布题为《202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战斗序列》(People’s Liberation Army Rocket Force Order of Battle 2023)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的核思维是一个黑匣子—我们可以看到输入这个黑匣子的安全驱动因素，也可以看到从这个黑匣子出来的军事基础设施和已部署的军事系统，但由于中国军方不公开讨论他们对核武器和核威慑的想法，因此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确切想法。”
伊普勒斯认为，对于解放军火箭军实际部署的武器和数量分析, 成为了解中国如何看待以及使用核武器的为数不多的窗口之一。他的这篇报告详细记录了火箭军六个旅的位置坐标，以及每个作战单位拥有何种型号的核武器和发射装置的数量。
他发现，到2028年，中国将拥有超过1000个弹道导弹发射器，其中507个具备核能力，342-432个是常规发射器，至少252个是核常两用发射器。
火箭军洲际导弹可直击美国，习近平更加集权控制核力量
原名“第二炮兵”的中国火箭军传统上规模较小，能力有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将火箭军提升为完全独立的军种，称其为“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火箭军部如今已拥有包括核常兼备、远程精确打击以及配备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等多样化导弹能力，可用于摧毁台湾的防御系统、打击美国的航空母舰、进行报复性核打击等等。
上述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年中，火箭军的作战导弹旅数量翻了一番达到至少40个，目前分为6个导弹基地，每个基地负责6到8个旅。
报告作者伊普勒斯还发现，中国正在扩大井基洲际弹道导弹力量(silo-based ICBM)。除了正在建设当中的玉门、哈密、杭锦旗、吉兰泰等地的334个固体燃料导弹发射井，火箭军还在快速增加东风-5型洲际弹道导弹(DF-5)的液体燃料发射井数量。未来三年，运行中的东风-5发射井将从18个增加到至少48个。
值得关注的是，该报告指出，对于井基洲际弹道导弹的日益依赖，可能需要改变火箭军的戒备状态。“除了固体燃料发射井中的导弹可能处于某种形式的持续戒备状态之外，火箭军还在东风-5发射井附近建造新的或升级现有的地下设施。这可能表明中国希望将核弹头储存在靠近发射井的地方，以支持更高水平的战备状态，支持基于预警发射(launch-on-warning, LOW)的能力。”
伊普勒斯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可能正朝着基于预警发射的方向发展，背后有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因素。“在军事方面，如果你担心美国的隐形资产会在美国大量核武器的支持下摧毁你的指挥和控制设施，从而给你时间摧毁武器库，然后用导弹防御系统击落你后来发射的武器，那么采取预警发射是有意义的。从中国的观点来看，这基本上是最糟糕的情况。”
在政治层面上，他认为，如果中国采取最高领导人授权的基于预警发射的态势，那基本上是将军事事务的唯一权力放在习近平手中。“考虑到他正在巩固权力，基于预警发射是他巩固对军事事务控制的绝佳方式。”
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助理教授尼古拉斯·安德森(Nicholas Anderson)对美国之音表示，井基导弹是核三位一体中开发成本比其他部分（如轰炸机和潜艇）更便宜的一部分，而且比移动式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更易于操作。
“这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增加部队规模的快速方法。但是这些力量不会移动，更容易受到美国的反击。它们在检测到来袭导弹时无法移走。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大量使用发射井进行操作，可能需要采用基于预警发射。如果有人向你的核弹发射井发射核弹头甚至常规反力武器，你将会有动力在它们被摧毁之前就发射出去。”
伊普勒斯最早和同事在2021年从卫星图片探测到中国已开始在甘肃玉门地区建造100多个新的导弹发射井。他强调，当中国建设固体燃料导弹井的消息传出时，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主要是借此提高其机动核力量的生存能力，试图通过建立需要美国使用大量核武器才能打击的导弹发射井，来转移压力。
然而，他最新发现的东风-5力量的小幅增加并不符合这种战略。“如果你想增加投掷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意增加破坏力，你才会选择东风-5。”他说。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研究核武器和美中安全关系的助理教授龙大卫(David Logan)告诉美国之音，他在最近的研究中也发现了伊普勒斯关于火箭军提高戒备状态的证据。他从部队代号的变化看出，负责在火箭军不同的基地处理核弹头的装检团(equipment inspection regiments)可能已经重新隶属于67号基地，该基地负责集中处理核弹头。
龙大卫认为，这种权力调整意味着，中国对核弹头的集中政治控制与去中心化的弹头储存实践相结合，这样可以抵消分散化的弹头储存风险，并且定期将部分部队置于较高戒备状态。
“发射井可能被认为比移动导弹的操作要求更低，并且可能更适合中国历来喜欢的对核武器的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将井基系统置于更高级别的和平时期戒备状态, 可能被(火箭军)认为更容易且风险更小。这代表了未来潜在的研究领域。”他说。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的资深研究员赵通对美国之音表示，从1964年中国第一枚核装置的爆炸一直到21世纪初期，中国一直也没有发展超过300枚的核武器，能打到美国本土的战略性核武器洲际导弹、潜射导弹等武器数量就更小，长期以来只依靠大概20枚左右的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作为对美国进行战略威慑的中流砥柱，但是近年来突然有了“非常惊人的发展”。
他说：“井基这种比较传统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就从二十增长到三百多枚，甚至有可能会更多，这个规模和速度两方面都是非常惊人的，在短短几年内就有这么多倍的提升。”
在洲际导弹之外，中国的中远程导弹部队正在进行更新换代的现代化工作。伊普勒斯的报告指出, 东风-21弹道导弹(DF-21)的增程改进型 DF-21A大部分已经被核常兼备的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DF-26) 取代。现役东风-26发射装置总数至少达到 216 个，未来三年内可能达到 252 个。
此外，报告提及，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DF-17)目前已在至少一支火箭军部队中服役，未来三年内肯定会在另外三个旅中服役。东风-17目前正处于被广泛部署到韩国周边地区和台湾海峡的进程之中。
火箭军在台海冲突中提供“核盾牌”
伊普勒斯对美国之音指出，在任何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中，火箭军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此前，解放军的远程火力能力都掌握在战略火箭军(SAC/PLARF)手中，但现在空军和海军都拥有常规导弹能力。
他表示，现在战略火箭军提供的独特角色有两个：首先，利用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摧毁或者使得台湾导弹防御设施无效，为解放军以更便宜的弹药摧毁台湾空军基地开辟道路；其次，保持东风-26的力量以威胁美国在更远距离的军事资产。
“在中美战争中，东风-26的任务将是摧毁东亚地区几乎所有主要美军基地和机场。美国及其盟友正在采取措施增加导弹防御基础设施。美国及其盟友还应加固其机场，以确保解放军不能使用集束弹药以几发射击就摧毁大量飞机。”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龙大卫认为，中国核扩张的战略和政治后果仍不明朗，但是有可能会鼓励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侵略。
“核建设可以作为‘核盾牌’(nuclear shield)发挥作用，在这个盾牌背后，中国将更有信心发动常规攻击。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如何看待核建设的政治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干预意愿，”他说，“然而，如果中国放松对其核力量长期存在的政治、操作和技术限制，可能会增加危机或冲突中核升级的风险。”
习近平会否颠覆中国核政策？
中国在核态势上宣称恪守“最低核威慑”(minimum deterrence)等原则，在核武器部署上侧重保持第二次打击能力，即核反击能力。但是，中国近年来大幅扩张部署的核力量似乎和其传统政策的公开声明格格不入。正如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宣称的那样，中国已从过去“精干有效”的核力量原则转向“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
“中国正在发展的基于预警发射的能力，再加上固体燃料导弹发射井，意味着他们可以在瞬间发动核攻击。”伊普勒斯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核力量最令人担忧的变化实际上并不是发射器数量的扩展，而是中国从对手已经完成对中国本土的攻击后才发射核导弹的“报复计划” (retaliation plan)，明显转变为“基于预警发射” (LOW)的核态势。
伊普勒斯警告说，这将提升美中之间从常规冲突升级为核大战的风险。比如，如果美国在常规战中攻击中国用于战略预警的雷达，可能会被误解为更大规模“限制损伤”（Damage Limitation）的核打击前奏。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赵通指出，中国传统上非常反对基于预警发射这种部署模式，因为历史上从冷战到冷战后发生过多次的预警系统产生虚警的状况，本来没有对方的导弹来袭，结果因为各种技术方面的原因发出了错误的警报。“如果基于错误的警报进行了核反击，那就平白无故地引发了一场核大战。 ”
尽管自1964年首次核试验后至今，中国政府仍然声称遵循“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但伊普勒斯认为，即使中国目前还没有计划更加挑衅性地利用其新建的核资产，但这些核资产已经存在，这使得中国未来可能最终转向更具侵略性的核态势变得更加容易。
据美国军事新闻网Warrior Maven报道，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Frank Kendall) 2021年表示，中国增加数百个新的陆基固定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举动相当于发展“首次打击”的能力。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助理教授龙大卫本月即将发表一篇和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Philip Saunders)共同撰写的标题为《辨识中国核力量发展动因：模型、指标与数据》(Discerning the Drivers of China's Nuclear Force Development: Models, Indicators, and Data)的研究报告。他向美国之音独家提供的草稿显示，2011 年，中国估计拥有的核弹头不到 180 枚，其中不到 40 枚可以打到美国。目前，中国据信拥有约 400 枚核弹头，其中近 200 枚可以打到美国。
报告指出，过去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核武器仅仅在威慑核打击、防止核讹诈和进行核反击方面是有用的，但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级官员对核武器和核战略有不同的看法，这种观点开始在权威的党和军队的文件中反映出来。
该报告得出结论，安全的二次打击(secure second-strike)、核保护伞(nuclear shield)和大国地位(Great Power status)这三种模型，与中国的核力量发展轨迹最为一致。这些模型预测中国可能会保持相对克制的操作姿态，包括适度的警戒状态、较低的发射权限委派水平，并继续坚持不首先使用的核武器政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资深访问学者黎楠告诉美国之音，未来中国的核政策会否发生根本性转变并废除“不首先使用”，相对于战略核武器威力比较低的战术核武器(tactic nuclear weapons)的部署将构成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他说，“因为战术核武器是基于另外一个假设，就是说核战争是可以打赢的，所以可以有限地使用核武器。这个是最关键的节点。中国是有动机发展首次打击的，就是在中国的常规军事建设之后，美国会用战术核武器对抗，那么中国怎么对抗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它也要发展（战术核武器）。”
黎楠2022年发表的《中国会放弃“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吗？》文章指出，中国军事规划者对“不首先使用”表示过不满， 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在受到下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发动首次核打击，包括解放军常规部队无力保卫中国免受大规模外敌入侵，面临大规模外国军事干预维护国家统一战争的“巨大威胁”（暗示着台海冲突），以及三峡大坝等生死攸关的目标还有核武器、核基地遭到对手的常规攻击等等。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赵通认为，中国领导人过去并未寄希望于用核武器来威慑对方的常规军事威胁，但鉴于现任领导人已经放开态度并且不再强调这些限制，未来中国的战略学者会更加深入的考虑怎么去灵活的运用中国的核武器，比如让核武器在核和非核军事领域，包括在国际政治领域实现大国战略平衡的角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他分析说，中国这一轮的核扩张主要是由最高层的政治领导人推动，背后的政治逻辑是认为中国需要尽快向美国展示更强大的战略力量，从而迫使美国放弃对中国进行战略压制的冲动、接受中国已经崛起的现实并与之和平共处。
“这就是最不可预测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一个大体的政治思路。他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军事层面的战术指标，究竟中国要发展到多大规模的核武器才能实现这种目标、中国需要什么样具体的核作战方案，包括低当量的核弹头究竟会不会起有效的必要的作用，我觉得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特别深刻的认知。”他说，中国军方、国防工业体系在国内缺乏严格的制衡机制，没有媒体、学者对中国准备发展何种核能力和部署模式进行有效的监督。
赵通担心，中国的上层政治逻辑决定军事发展的现状，很有可能激化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感知，考虑到中国埋头发展核武的同时又不提供相应的透明度，包括到迄今为止中国官方依然否认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核力量扩张，也拒绝提供关于扩张原因、最终目标和数量规划方面的基本解释。
“在美国看来，这完全是一个上不封顶的过程，它觉得中国有可能真的将来甚至有可能不光是要达到和美国同样的核力量水平，甚至要超越美国。我不认为这个反映了中国当前的决策者和专家群体的主流认知，但是它对于中美关系的威胁感知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对于中美关系的整体敌对情绪的滋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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