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倡导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举行主题为“汇聚慈善力量，助力共同富裕”的“慈善一日捐”活动，要求各级官员、企事业单位员工和工商业者自愿捐出一天的收入，企业捐出一天的利润，打造“全民性慈善活动”。
此前，总部设在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宣布捐款一千亿元人民币，“助力共同富裕”。观察人士指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全民慈善活动，标志着习近平运动式三次分配拉开帷幕。
为什么“第三次分配”在习近平共同富裕规划中占有突出地位？“全民性慈善活动”的自愿原则是真是假？运动式的共同富裕能走多远?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指出，与中共要求下的“自愿”不同，西方社会中的慈善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的、自发的、持久的，也是个人行为。
文贯中说：“西方是不需要的，因为有大量的民间组织，宗教就是一大块，另外还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它完全可以自己组织基金会，比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都有大量的资金，几十年来做了了大量工作，不但是对美国做了次慈善活动，对全世界也做慈善活动。新的企业家很成功的，比如比尔盖茨，他们都已经答应，说准备把一生的储蓄捐给慈善。这个在西方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的、自发的，而且是可以持久的。也是个人的行为。”
反观中国的“慈善”和“自愿”，文贯中认为，以史为鉴，中共口中的“自愿”不可信，共同富裕的自愿原则从来就不是真的。
文贯中说：“共产、共产，那当然就是大家的财富都要共享。这当然完全是一个空想，而且几十年来已经危害了中国、危害了世界很大一部分国家。但是中国就是抱着这种陈旧的意识形态不放。当然它也顾及到社会如果动荡太大，也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所以如果反应太大，它又会让某些人温和的、改革派的人出来安抚一下民间。就像当年一样，合作社搞得太激进了、或者人民公社搞得太激进了，总是有温和派的人奉命出来，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自愿的。但是这个自愿，现在历史资料显示完全是假的。这个所谓的‘自愿’，好比说当时的集体化，不是自愿的，人民公社也不是自愿的。后来公社食堂更荒唐，把大家的口粮都强制集体化了，农民家里都没有粮食，这历史上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就在人民公社，而且在‘自愿’的幌子下发生了。所以就知道‘自愿’不‘自愿’的问题，政府如果控制一切的话，以当时工商业所谓的公私合营，也是一种‘自愿’，但是原料不给你，产品不让你出售，发动工人不断地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你怎么搞下去呢？这些资本家就说，我跟国家合营吧，就捐给国家了，就说这是自愿的。所以我估计这些‘自愿’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自愿”，我认为是假的。”
在中国，如果不响应中共政府“共同富裕”的“自愿”捐款会有什么后果？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表示，已经渗入到民众生活各个方面的中共“整你”的办法多得是，而且不会有任何一家执法审判机构会为你伸冤。不响应中共的后果就是“打碎牙齿自己咽”。
李恒青说：“中国政府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巨大的、深入到方方面面、日常生活每一天的政府。所以现在中国政府的执政手段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前段时间‘滴滴出行’的案子，他们就是不听中央的招呼，悄悄跑到纽约自己上市了，也成功了。这就是不听招呼，怎么样了？中国政府也没有直接关闭滴滴，直接安排证监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包括国务院网信办7个部委，联合起来搞一个调查组进驻滴滴，而且禁止新客户的登记。它想办法整你，这个办法多得是。而且中国话叫‘穿小鞋’，它给你穿小鞋，保证不适合你的脚，而且保证把你挤得受不了，活不下去。你想去告他，没有任何一个法院会接你的诉状，立案开庭的。这些企业家也好、老百姓也好，只能够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李恒青认为，尽管民营企业有自己的董事会和经营法则，但中共磨刀霍霍，时间紧迫。为保性命，民营大佬不得不争相、“自愿”地大出血、做慈善。
李恒青说：“这么多的钱要拿出来，不仅要开董事会讨论通过，而且因为钱数太大，应该开股东大会授权，因为上市公司嘛，这个公司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所以只有这样才可以操作。可是没时间啊，刀都已经举起来了，你还不拿出来，可能就是手起刀落了。所以马化腾先生先拿出500亿，他在那掂量来、掂量去，能不能过关，能不能保住这条命，后来看来不行，所以又再追加了500亿，总共加到1000亿。这个时候，中共官媒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赞马化腾，并且要求其他大佬向马化腾看齐，马化腾这时候就知道了，中共领袖们已经满意了，小命算是保住了，至少今天保住了。马云也是，刚刚被罚款182亿，蚂蚁集团的APO也没成，所以他早就知道厉害了，早就服了。这回拿出1000亿，看马化腾拿出1000亿救了一条命，那他也赶紧拿出1000亿来也得这么做。另外像拼多多，一直都没有盈利，美国上市的公司。它第二季度刚刚盈利，结果马上宣布把全年的利润都捐了。京东也是要跑步跟进，生怕落后了。他们都知道落后的下场是什么，社会主义的铁拳肯定砸到你身上。所以他们现在是不得不自愿。这个‘自愿’得打引号，不得不‘自愿’。”
文贯中分析，社会经济学中的“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应该居于次要位置和辅助地位。但因为中共没有做到前面的两次分配，也不愿意牺牲自身的利益，那就只能寄希望于“第三次分配”。文贯中认为，中共“第三次分配”之路不会长远。
文贯中说：“共产主义根本就是空想，只能按照这个人的努力程度和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来进行分配。这是第一次分配，应该在市场上完成。但是我们人类的进步当然是不忍心看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而陷入的贫困，比如生病、罪犯的孩子，小孩子是无辜的，但是没有第二次分配的帮助，这些人会陷入平困，因此会有第二次分配，就是通过税收来转移支出。这方面中共做得又很不好。第一是市场改革没有完成，它推不动。第二财政方面，还没有做到全民医保、全民劳保，城市居民和农民居民当中有歧视，它又推不动。因此中共就想出一个很次要的、居于辅助地位的第三次分配。要大家捐献、帮助穷人，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啊。政府收了那么多钱，军费是否该减少一点？官僚体系特权是否可以减少？但它就想到民间这边来。我觉得这条路走不远的。”
(美国之音记者晓歌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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