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中国当局发出“共同富裕”的号召后，中国主要的科技巨头纷纷公布了慈善和投资承诺。分析认为，此举恐难以减轻政府对科技行业的监管打压，这些公司还面临被迫国有化的风险，时隔70年“公私合营”山雨又来。
公私合营再现？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的分析师在8月底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私营企业可能被国有化，或者盈利能力受到管制。”
提倡“共同富裕”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并不陌生。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针对民族企业家发动了“公私合营”运动，强行收购了他们的企业股份，将私人财产划归国有。
在这场对企业加强全面监管的行动中，已经有私企被迫将业务交给国家运营。
中国教育部在7月规定要求几乎所有的民办学校转为公办或停止办学。英国《金融时报》统计称，过去三个月，中国政府已经接管了至少13所营利性学校，但没有提供补偿。
据中国官媒的报道，7月28日，河南省淮阳第一高级中学校长王业生向有关部门正式递交申请，“为了回馈社会”，将学校整体捐献给当地政府。
更多的中国企业正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据路透社本周援引知情人称，多家国有资本企业将在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的一项关键资产中获得相当大的股份。报道称，此举有利于重启在去年11月突然被中国监管机构叫停的蚂蚁金服首次公开募股（IPO）。
彭博社则在周五报道称，北京政府正在考虑国有资本入股打车软件“滴滴出行”。根据初步提议，北京首旅集团旗下的首汽集团将领头入股滴滴出行。
最近一篇在中国网络间广泛流传、被官媒人民网转发背书的文章更是让外界担心，一场针对中国富人、将中国私企收归国有的运动将继续往前推进。
这篇名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写道，“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文章还指出，不能“依靠那些大资本家作为反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的主力。”
不过，中国政府高官在上月底的一次会谈中为政府的行动辩护，称监管整顿旨在缓解中国社会不平等现象，推动“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杀富济贫”。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北京表示，企业慈善捐赠属于市场收入分配和政府调节分配外的“第三次分配”，在“自愿基础上”，中国“不搞杀富济贫”。
这似乎并没有平息市场的焦虑情绪。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本月初发文警告称，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政府不要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针对富人和企业家只会使国家重新陷入贫困。
他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加强对市场经济的信心，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将走向共同繁荣。如果我们失去对市场的信心，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会陷入共同贫穷。”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中国政府支持的媒体《浙江新闻》周四报道，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承诺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约115亿美元）来促进社会平等，这使得该公司成为响应中国政府“共同富裕”的最新一家科技巨头。
阿里巴巴有充分的理由向监管机构示好。该公司是中国开启反垄断调查的第一个开刀对象，今年4月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处以一百多亿元人民币的罚款。此后，中国官方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名义打压了众多领先的中国科技公司。
在更多的监管措施扰乱资本市场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月中旬的一次重要经济会议上重提“共同富裕”的目标。官媒在援引这次会议时称，中国政府要求“合理调节高收入”，并“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中国科技巨头正在积极响应捐款号召。在上述经济会议的次日，科技巨头腾讯承诺投入500亿元，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重点是改善中国低收入者的生活。
腾讯在声明中写道，作为一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科技企业，腾讯在发展中也在不断思考如何依靠自身技术和数字化能力助理社会发展。”
电子商务平台拼多多上周表示，将把第二季度和随后几个季度的盈利中拿出100亿元，帮助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其他很多领域的企业也加入了响应“共同富裕”的行列。据彭博社的统计，在截止8月31日的两周内，至少有73家公司在提交给香港、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东声明中提到了这一口号。
不仅是企业，企业家也出面将他们的财富捐赠给社会。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创始人雷军、外卖巨头美团网创始人王兴分别将价值上百亿元的股票捐赠给慈善基金会。
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全球技术政策专家特廖洛(Paul Triolo)表示，通过大幅捐款，中国企业希望向政府证明，他们的立场与北京是一致的，但这是否能减缓监管上的压力还有待观察。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将不得不为一些慈善机构做出经济贡献。这对他们盈利能力的影响可能比其他一些监管行动要小。但最大的问题是，这类行动是否能让监管机构产生更多善意。”
为了缓解企业面临的巨大监管压力，一些著名的企业家选择退隐来避免外界对自己的巨大关注和追捧。继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2019年卸任董事局主席后，今年38岁的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和41岁的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相继宣布卸任。
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的高级研究员罗伯茨(Dexter Tiff Roberts)告诉美国之音：“如果企业家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辞职，理论上他们还会有很多贡献，但如果他们专注于与他们业务无关的事业，这会影响增长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