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6年2月中旬以来，发生在印度北方哈里亚纳邦的高种姓人群示威活动逐渐演变为暴力骚乱，截止到记者发稿时，事件已导致至少1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据印度工商联合会的估算，这次骚乱造成的公共设施破坏、工业企业停产等经济损失已达到30亿美元。
此次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哈里亚纳邦的贾特（Jat）种姓人群要求政府在就业、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给予其更多配额。由于他们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该种姓的大批年轻人从2月15日起，在哈里亚纳邦的主要城市实施了堵塞交通、焚烧警车和公交车、在旅馆和商店及火车站纵火等破坏举措，并切断了首都新德里的供水系统。
而在印度南部，从今年1月份开始的低种姓群体抗议活动至今尚未平息。该事件是由于海得拉巴德大学低种姓博士研究生凡谬拉（Rohith Vemula）自杀，以及学校将低种姓学生驱除出大学宿舍，使他们不得不在校外帐篷过夜而引发的。这次抗议事件一度引起全国各地多所大学院校的响应，海得拉巴德大学至今已有15位教授相继辞职，以示对抗议学生的支持。
印度的种姓冲突由来已久，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印度刚独立时，有人曾预言，印度所采取的民主政体与其根深蒂固的种姓社会互为悖论，从而并不看好印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建国70多年来，历届印度政府确实采取过很多措施，力求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逐渐淡化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的影响。尽管他们的努力在一些方面收获了可喜的成果，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得到了事与愿违的苦果。
安倍多加尔比甘地更受拥戴
在印度的广大乡村和小城镇，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的塑像，尤其是在印度南方，他的雕像远远多过“圣雄”甘地。他就是印度的“贱民之父”安倍多加尔（Bhimrao Ramji Ambedkar，也译作“阿姆倍伽尔”）。
安倍多加尔出身于印度中部一个贱民家庭。所谓“贱民”，是在印度种姓制度中被排除在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这四个种姓等级之外的人群，他们从事掏粪、清扫垃圾、屠宰牲畜、制革、殓尸等低等工作，历来被高种姓人群称为“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他从小就深刻地感受到来自其他种姓的歧视：上学的时候不能坐进教室，只能坐在门外；不能踏进印度教寺庙；不能与他人共用同一口水井；等等。
然而，安倍多加尔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先后刷新了印度贱民阶层的数个记录：在高中和大学时代，他都是全校唯一的一位贱民出身的学生；印度第一位获得奖学金出国留学的贱民；第一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第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毕业后，安倍多加尔回到印度，致力于为低种姓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事业。他创建了为贱民说话的报纸，组织了低种姓阶层的政党，领导了争取贱民有权进入印度教神庙的运动。由于他的多年努力，促使英国殖民政府在1932年的印度普选中为“不可接触者”设立了独立选区，遭到甘地以“恐将分裂印度”为由的强烈反对。安倍多加尔为此曾怒斥甘地，称其只有对贱民的廉价怜悯，而没有彻底改变印度不平等种姓制度的思想，从而不配被称作“圣人”。
印度独立后，安倍多加尔出任新政府的第一任司法部长，并被任命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从而主导了独立后印度的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在这部宪法中，“不可接触者”被称作“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他们自称为“达利特”（Dalit），同其他低种姓群体一样，享有在议会席位、政府工作机会、大学教育等方面的配额。
然而，印度的种姓观念非常根深蒂固，尽管低种姓人群在宪法上得到了保护，但在整个印度社会的经济生活当中，高种姓对低种姓的歧视仍会在很多地方显现出来。晚年，安倍多加尔因不满印度教种姓制度的不平等，率领50万追随者集体皈依佛教，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起集体改宗事件。
为了配额甘愿降级
印度宪法中规定的受保护阶层不仅有“表列种姓”（按照2006年的统计结果，这个群体占印度总人口的19.7%），还有“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主要指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占总人口8.5%）和“其他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主要为四个种姓当中的低档种姓，占人口41.1%）。
然而，这些受保护族群的数量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其他落后阶层”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统计中占到了52%，现在又回落到41%。印度政府的“社会正义与权益部”（Ministry of Social Justice and Empowerment）负责每隔一段时间对各阶层人群作出统计，并相应调整他们在政府配额中的比例。
而且，由于各个邦的阶层人口比例不同，印度政府允许各个邦的政府在本邦内对配额比例进行调整。
比如，此次在哈里亚纳邦闹事的贾特种姓历史上以务农和当兵为主，属于不在受保护之列的“高级种姓”（Forward Castes）中较为低档的族群，占该邦人口的29%。2014年，哈里亚纳邦的前一届政府将贾特人列入“其他落后阶层”类别，但2015年，印度最高法院又将他们从该类别中剔除，从而不再享受宪法保障的配额，才引起该族群的游行抗议。经过十几天的暴力骚乱，据印度新闻网站QUARZE报道，穆迪政府现在正重新考虑给予贾特人永久留在“其他落后阶层”的修正法案。
“屌丝”逆袭后的混乱
前英国《金融时报》南亚办公室主任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在其著作《不顾诸神 —— 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写道：“低种姓领导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掌握了印度民主的复杂性。现在，他们比其他人更精于此道。”
低种姓人群确实经历了一段时间才开始懂得如何充分享受政府的配额，甚至懂得如何利用自己人数上的优势，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咸鱼翻身。按照卢斯的说法，在现今的印度，选举就是选种姓。各个种姓的政党时而合纵，时而连横，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成立了各种看似奇怪的联盟。比如，在印度的一个邦内，曾经出现过婆罗门（最高种姓）政党与贱民政党的联盟，不过，当你了解了这些联盟不过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政敌（比如穆斯林政党或其他非印度教政党）时，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低种姓政党之间也并非团结一致，不同的达利特政党之间、达利特与“其他落后阶层”的政党之间彼此排挤，不希望“他姓”挤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冲淡自己的权力。因此，一个政党一旦掌握了邦内重要职位，都会马上利用自己的职权，在政府部门内塞进亲友，并拉帮结派地搞裙带关系。在一些邦，为低种姓群体保留的政府职位占到三分之二，但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而竞争上岗的职位很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职位都由相关种姓的领导人分配，由他们的亲信担任，或者公开出售，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
一些步入“上流社会”的低种姓政客上台后，其贪污受贿状况比高种姓政客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将自己的住宅打造得豪华无比，并毫不掩饰地将这种奢华展示给来访者。他们不仅按照婆罗门的排场进行装饰，还在家中雇起佣人、司机、厨子、甚至专门的扫地工和厕所工，追求起婆罗门式的生活。
与此同时，印度社会中占70%的低种姓人群，绝大部分仍然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准，且无力接受高等教育。尽管宪法规定了他们在教育机构的配额，但这些配额常常不能填满，而一些高种姓群体却因为配额的限制而不得进入理想的学校或者找到理想的职位。
这种现象正是印度近年来发生的多次高种姓人群暴乱的背后原因。2015年8月，在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就发生过更大的骚乱：50万高种姓的帕特尔人（Patel）因不满政府的政策过于向低种姓阶层倾斜而上街游行，随后发生打砸抢和纵火事件，并和前来戒严的军队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伤。
愈演愈烈的印度种姓冲突，已成为阻挠印度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