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局加大言论管控，压缩学术空间，在美中关系越发紧张下，美国学者在中国实地考察遇到更多困难。除了签证申请难度加大，到了当地他们也遇到来自地方政府的猜疑、调查跟踪以及收集数据的困难。一些人被迫改变主题，转为进行不需实地考察的研究。美国对中国学者施加的限制相对较少，美国学者担忧长期下来将导致美中两国对彼此的了解失衡，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院副所长朱恒鹏因为在一个私人微信群中批评了习近平对经济的管理而受到调查，他已经被拘留和免职。
许多西方学者过去因为在中国做研究而安装微信，与当地人交流。中国当局近年来收紧对言论的管控，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不再使用微信，或是留意在微信上讨论的内容。不只为了自己，也为了还在中国的朋友的安全。
宾夕法尼亚州布林茅尔学院助理教授劳伦·雷斯特雷波(Lauren Restrepo)从事有关威权国家城市发展的研究。过去她的研究主题是中国当局如何利用城市规划控制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2014年是她最后一次踏足新疆，之后她在申请签证上遇到困难。有鉴于研究内容的敏感性，她认为自己未来很难再踏入新疆了。
从2015年开始，她在微信上的联系人大多数将她屏蔽，这些人很多是她在新疆实地考察时结识的关系很好的维吾尔朋友。雷斯特雷波表示，对本地人来说，在微信上与外国人建立联系“非常危险”，现在她已经和这些人完全失联。
雷斯特雷波对美国之音说：“我不再使用微信，尽管我的手机上还有微信。当我住在新疆的时候，我基本上不得不使用微信。微信对你的心智产生影响，基本上就像是身边有个警察，所以你只能说一些当局可以接受的话。如果你想说一些不可以接受的话，你必须是面对面交流。”
朱恒鹏遭遇的事件令她想起一个比喻：中国的问题是，如果窗户坏了，他们不会去修窗户，而是告诉你他们的门有多漂亮，窗户永远修不好。“所以当中国遇到经济问题，解决方案是让经济学家‘被消失’，”她说。
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表示，没有微信在中国生活会非常困难，他对自己发布的内容非常谨慎，避免发布某些主题的帖子带来的关注。
宋怡明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谨慎可能是有道理的。我不会发布批评习近平或批评政府的内容，除非它们真的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仍然认为一个人应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但我认为在推特、微信或脸书上发布帖子不一定值得冒着这些价值观带来的风险。”
在宋怡明研究的主题当中，有些题目的政治意涵相当明显，但过去一年他能够在中国10几所大学发表演讲而不受刁难，他认为与其点到为止的风格有关。
“这些主题的政治含义对很多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我不一定明确地说明这些含义，我把它留给我的听众，我将来也会继续这样做，留给我的读者自己去弄清楚历史话题和中国共产党当代政治合法性之间的联系，”他说。
纽约市立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李柯表示，她很难想象在中国，处于朱恒鹏这个位子的人会使用微信批评政府。在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都知道，任何有风险的内容都不应该在微信上说。
“在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大家都知道微信不一定安全，在微信上面说这样的话，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出现这样一个状况，我只能说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他的这个谈话有可能只是私人之间的对话，但很显然，即便是私人对话，恐怕也没有办法逃开国家的监控，”李柯对美国之音说。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历史副教授包爱梅(Emily Baum)认为这起事件很不幸但也不令人意外，特别是在中国的知名学者中，这种事情发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例如在大学课堂里，教授如果表示反对习近平的政策或说错话，他们可能被学生举报，受到制裁。一些人已经因此失去了工作，即使他们和朱恒鹏一样在“体制内”。
“所以这只是另一个例子，说明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的收紧，导致中国学者在他们能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以及他们能从事和不能从事哪些类型的研究方面感到更加受限，”包爱梅对美国之音说。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限制越来越多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去年发表的报告说，他们在与十几位研究中国的北美学者谈论研究经历后，发现当中一些人因为遇到的障碍而彻底改变了研究领域。
包爱梅是这份报告的共同作者，她也因为中国限制加大而改变研究方向。原先她的研究主题是中国1949年以后传统算命习俗的流行和演变，后来她决定将题目改为针灸从中国传入美国的历史与实践，因为这项研究不需要在中国实地考察或使用纯中文资料的题目。她说，因为来自中国的限制，她的研究主题发生“异常巨大的转变”。
包爱梅在与多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北美学者讨论后得出结论，他们在中国接触相关档案和可能被视为敏感文件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他们研究的主题并非敏感议题，而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她说：“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后产生的任何东西，其中许多文件都不再可供他们阅读，而十年前它们可能是可用的。社会科学家，例如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试图对他们的研究对象进行实地研究。很多人都遇到了困难，像是让他们的谈话对象同意进行采访，或是一些人发现他们被当地警察跟踪，并被问及他们在该地区做什么。当他们在中国实地研究时，他们会被调查”。
包爱梅指出，由于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持续收紧，许多学者在中国只被允许从事特定的研究方向，并被积极劝阻不要研究1949年以后的历史。这让许多人的研究项目与最初的构想越推越远。
“我认为写任何可能被视为政治敏感或对中国共产党不利的东西，都会让人感到不安。因此许多人决定将他们的研究课题转向可能不那么政治敏感的话题，很多人也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进行研究。他们开始关注中国全球化的研究议题，中国如何在世界其他地区发挥影响力，这些不需要在中国本土做研究的议题，”包爱梅说。
哈佛大学的宋怡明表示，当今中国思想自由和对话的空间正在缩小，学术研究存在各种红线，特别是涉及领土主权和少数民族关系等议题。中国当局对档案材料的控制变得更加严格，但更大的原因是由于地方官员试图解释来自上层的模糊指令。长远看来，未来更少美国人拥有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这将带来美国对中国了解不够充分的后果，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艾伯塔大学政治学教授瑞萨·哈斯马斯(Reza Hasmath)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做实地研究和调查变得越来越困难，从很多层面来看，就像是回到上世纪90年代，而他也重拾90年代收集信息的方法来因应变化。对新一代的学者来说，他们没有这种经历，因此开展这类工作实际上面临更大困难。
“归根结底，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中国定性为一个专制的限制性国家，而且在很多方面，它都有很多限制和限制的倾向。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做研究还是有可能的，研究敏感问题也是可能的，实际上，做这种研究是有潜规则的。”
他说：“我们只需要回溯到15、20年以前，看看当时取得成功的潜规则。我们曾在中国度过了黄金时代，过去我们能够更不受阻碍地进行研究，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认为对于学者和学术界，尤其是新晋学者来说，这是一个挑战。但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他们可以采用之前使用的策略来进行这种研究。”
研究性别和法律问题的李柯表示，2006年到2011年期间，她还能够在中国县城里与研究对象建立信任关系然后进行访谈，并且能够到中国法院了解基层法官如何处理民事纠纷。然而过去两年，她在中国的考察处处碰壁，她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那就是已经没有任何法官会愿意和她聊聊即便是没有敏感性的家庭议题，“这条路已经完全走不通了，”她说。
李柯表示，中国的基层对外国学者怀抱许多猜忌，地方政府担心学者从考察工作中发现他们操作不规范、腐败甚至更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国家安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又通过了《反间谍法》，带给研究者和基层政府官员巨大的压力，担心因为和外国学者接触或分享一些信息，进而触犯法律。政治大环境这几年更是出现相当大的变化，美中关系紧张也压缩美国学者的空间。
既然实地考察这条路已经窒碍难行，李柯采取的做法包括在当地聘用合作者来代替自己与访谈对象接触，或是从了解该研究对象群体的人的口中了解情况，并且利用社交媒体寻找有用信息。如果这些途径都还没有办法取得成果，“尽管是我特别想做的研究课题，但是考虑到我根本就拿不到数据，或者无法确保数据的数量和质量，那我就不得不调整研究的方向，”她说。
2023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达105.7万，美国对中国学生学者设立的限制相对较低，李柯认为中国还能够通过留学生等渠道了解美国的现状，她担心美中两国在对彼此的了解上出现失衡。
“中国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美国的状况，继续对美国做深入的了解。但与此同时，美国却没有办法形成这样一个跟中国一样的，这种深度的对中国的了解，这个恐怕对不管是美中的文化交流也好，还是对美国要想和中国继续进行竞争也好，再到美国的民间对普通中国的这种了解，可能都会形成长远的问题，”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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