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6日，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中国留学生郭衡（音译）上吊自杀。
2014年8月21日，加州州立大学富勒尔顿分校中国留学生林旭（音译）跳楼自杀。
2014年10月15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留学生李扬凯（音译）跳楼自杀。
2016年1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中国留学生小陆（音译）跳冰湖自杀。
中国留学生年轻的生命不幸时有夭折。留学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频频亮起红灯，谁该关注？
宾大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畅阳回忆，“我刚来的时候住到一个房子，很便宜，因为它其中还在施工。有几个工人其实也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多米尼加共和国来的一个工人，他是那个房子里面的工头。对我动手动脚，行为很不检点。就跟帮派一样的感觉。也很害怕，我也不会去报警。因为觉得报了警察，就算把他抓起来，他出来要报复我怎么办？我在这边又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简直就是人生的低谷，相当难过”。
宾大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孙立安说，“我自己山东农村的。以前在国内工作过9年时间。 我这么大年龄出来读书也是超出了农村人的一种理解能力、想象。我就没有买房，因为我自己一直有这个梦想，要出来读书。给他们（父母）带来的压力感超过了给他们带来的光荣感，因为他们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跑到美国来读书”。
留学经历中常见的困难除学业压力、生涯决定、人际关系处理等，留学生群体还会面临特殊的挑战。诸如，文化差异所产生的不适感和国际学生身份限制问题等等。 面对挑战，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会选择自我调节的方式。
孙立安说，“比如参加半程马拉松，跑跑步。我半年时间跑过两次‘半马’在这边。而且成绩非常好，挺意外的。通过运动也可以把自己的压力排泄出去”。
“一个男生叫瑞恩，他在街上画画，画好了以后就放在地上买。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是跟他们一起坐在街上画画，还跟流浪汉做朋友。那一段时间真是减压很大，因为也是有这么一群人有共同的爱好。我们有一次画了一副很大的作品，还卖了600刀，超开心”。畅阳说。
如果自我调节效果不佳，中国留学生群体可以寻求其他途径。例如，学校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项目。
畅阳描述，“觉得自己是抑郁症。因为抑郁症会有注意力不集中，也很容易暴躁，也会自己一个人哭。就是很孤单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有饮食症，暴饮暴食。到一个巅峰时期，我特别难集中，什么都做不好。压力很大。当时也有一些自杀倾向，觉得好累啊。自己怎么做都不行，觉得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最后去了很多地方，参加了心理咨询。我们学校CAPS（咨询与心理服务项目）”。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咨询与心理服务项目（CAPS），获得心理咨询的途径包括通过电话与心理咨询师做简单初评，再进一步预约。或者在开放时间内直接来心理咨询中心。
宾大咨询与服务项目国际学生心理专家何宇红博士解释，“心理师可能会问你，为什么你想要打这个电话？或者是今天为什么进来？然后你有哪一方面的困扰？这样的困扰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你有没有试图解决它？它对你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然后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压力？你自己的资源有多少”？
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开展的服务内容包括一对一心理咨询、情侣或夫妻心理咨询、和一到两位心理咨询师引导的团体治疗。方式通常以谈话为主，也包含游戏治疗和艺术治疗。生涯咨询方面会通过问卷等工具。 而危机治疗是针对有严重自杀或他杀倾向的学生，用住院的方式保证安全和药物方面的配合治疗。
畅阳说，“去了以后见了好几个咨询师，没有一个很合拍的人。经过了大概两个咨询师，我才找到了一个跟我性格配合的咨询师。她跟我讲说，我觉得你可能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一个ADHD的咨询项目。 最后测试了一下，ADHD，没问题，绝对是ADHD。一开始是很难接受，因为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个生理性的障碍。去跟我很合拍的那个咨询师在做咨询，就是认识到了我这些缺陷的反面的长处。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思维很活跃其实都是创造力的表现。这样子一来，压力就没有了。因为一直是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集中”。
宾大教育学专业研究生李怡鸣说，“CAPS是我在刚开始学校的orientation（新生指南会）上考虑过 。开始那一个月压力还挺大的。当时朋友还不是很多，找一个陌生人聊一聊，吐吐槽，也挺好的。 反正我交了学费嘛，这服务我应该享受的”。
何宇红博士提到，“在一些高校它的国际学生特别多。并不是特别常见，但是也逐渐看得到更多的心理咨询中心里面会有一个专门的职位，就像我的职位一样，会叫做international specialist（国际学生心理专家）”。
美国部分高校还会开设同辈心理咨询项目，提供心理咨询的人员一般都是学生。宾大“I Wanna 留学生同辈心理咨询”项目将于今年暑期开始。
李怡鸣说，“我觉得还倾向于同龄人吧。我觉得这种一切跟同龄人交流的场合或者机会我都期待、挺喜欢的。因为同龄人可能更懂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状态。跟同龄人又知道很多东西，比如说出去玩，或者说怎么学习”。
何宇红博士说，“当这个朋辈的心理咨询员觉得所接受的内容是超过他们训练背景的，那么他们是需要及时转接到更专业的部门里面去。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机制吧”。
2014-2015学年，宾大1800多位中国留学生中大约有12%的中国留学生寻求心理咨询。
何宇红博士解释，“我会觉得如果是从学生的比例来讲，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对心理健康看法有点两极化。要么你就健康，要么你就有病。我觉得其实这样一种观念不是特别正确，也不是特别的全面”。
孙立安说，“国内的学校传统上没有这些资源。每个人就是在承受这些问题。大部分学校还没有心理老师吧”。
何宇红博士进一步解释，“老话说的叫‘家丑不可外扬’。当自己心理上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觉得那是不太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一些事情。当学业跟自我照顾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会牺牲掉自我照顾这一部分。包括我的睡眠，包括饮食，包括心理健康这一部分”。
何宇红博士表示，宾大心理咨询中心的学生反馈中，绝大多数是正面的经验，负面经验多数来自于尚未进入或有困难进入心理咨询项目的学生。具体表现在，预约排队时间长、等待预约期间没有足够支持等。另外，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基本是免费的。但是如果学生希望寻求校外咨询，不菲的费用也可能将一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学生拒之门外。那么，家长方面应该如何注意孩子的身心健康呢？
何宇红博士说，“在抚养一个孩子的过程中，能更重视心理健康这一部分。允许孩子去表达他们的情绪，去接纳他们的情绪。（希望）家长们能够好好地去经营他们的家庭环境，去经营他们的亲子关系。使得他们的孩子在外面受到挫折，在最落寞、最孤独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是有家可以回的，有亲人可以依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