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59年，对几代藏人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年份。
上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入侵并占领西藏后，在藏区暴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抵抗在这一年达到顶峰。
3月10日，拉萨爆发藏人起义。七天后的一个深夜，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无奈出走。时年未满24岁的他，可能未曾料到，此一去，一个甲子。
那一年，八万多藏人追随达赖喇嘛的脚步，背井离乡，踏上流亡之路。匆匆离开时来不及的告别，湮没在时光中。此一别，物是人非。
留下的人见证了中国军队的机枪、炮火。不计其数的藏人，生命定格在了那个年份。武力镇压后的抓捕让一大批人失去自由，戈壁滩的劳改农场里掩埋着他们的尸骨。
达赖喇嘛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写道：“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死亡与破坏进程，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达到顶峰。当这一切结束之时，大约6400座（99.9%）寺庙被毁，中国的占领政策直接导致约120万藏人非正常死亡（藏人总人口约为600万）。”
在那场以失败告终的，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拉萨起义60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四位旅居海外的藏人，讲述1959在他们生命中留下的印记。
以下是最后一部分——《夏伍·洛桑塔杰：劳改三年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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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伍·洛桑塔杰
87岁，前政府官员
1959年被抓，坐牢20年
1985年离开西藏，现居美国
1932年我出生在日喀则。解放军炮轰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那天，我就在里面。当时我是噶厦政府里一名年轻的官员。
那天清晨我就听到枪炮声，哒哒哒哒……开始的时候，炮弹都落在罗布林卡围墙外面。有一个曾经留学印度的西藏贵族那天刚好到宫里来。他给我们做了简短的训练，比如听到炮声要趴下来等等。过去他曾在英国人的军队里受过训。我们按照他的话去做，特别有用。
后来炮声越来越密，罗布林卡里的树都被震得摇摇晃晃，很多房子被炸毁了，很多人也被炸死了。那个西藏贵族对我们说，你们得想办法逃走。
但我们也想不出往哪里逃，结果我们跟着他走了一阵，沿途听到炮声就趴下来。弹片飞得到处都是，很可怕。突然有什么东西打到我的腿上，我摔倒了，低头一看，没有血，我还能站起来，但我的裤子都被炸破了，上面布满金属片。
我的伙伴说，咱们还是去找几匹马吧。平时罗布林卡的马棚里有很多马，而且个个都是好马。我们到了那里时发现，马也差不多都被炸死了。
我的伙伴对我说，咱们再也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了，得赶紧逃走。 我说，我们往哪里逃呢？ 他说，先跑出罗布林卡再说。
出了罗布林卡正门，放眼望去都是尸体。我们从尸体中趟出一条路，继续往前跑。炮弹还在不断落下。机关枪的声音就像森林里的麻雀叫一样连成一片，啾啾啾啾……落在地上的子弹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
我们是几批人一起跑的，一共100多人。在那种枪林弹雨下，只有两个人受伤了，其他人都安然无恙。直到今天我还琢磨不透，那天是我们运气好还是解放军有意没把我们杀掉。
跑到功德林寺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完全被解放军包围了。那天晚上，所有在噶厦政府做过官的人都被送到西藏军区司令部关起来了。
这样关了一段日子，有一天，他们说，一些人要被转送到其他地方，包括我在内。离开拉萨前，我们的亲戚获准来探望了一次，送了些吃穿。第二天来了好几辆大卡车。每辆卡车上装了20个人，前后都有持枪的解放军押送。我们一共72个人，全部是噶厦政府中比较年轻、层级比较低的官员。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卡车从布达拉宫门前驶过，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就这样走了很多天，最后到了甘肃酒泉市外的一个劳改农场。
从卡车上我看到一面很高的墙，四周都是碉堡，里面是架着枪的看守。我心里想，那肯定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监狱，进去以后，里面一排排的房子，房子外面有个洞，没有门，也没有窗。
我们几个人被分在一张炕上睡，除了一点稻草，什么都没有。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挤，几乎不能把腿蜷起来，只能直挺挺地躺着。
我们的工作是把大粪挑到田里去，再挑着沙子回来，运到另外一个地方。每运一次，他们给我们一张票。每天必须攒够固定的票数，不然别人吃饭的时候，你还得继续干。
一天工作12个小时，除了中午两个小时吃饭和午休外，没得歇息。劳作了一整天后，晚上还要开会，让大家检讨自己的思想，做自我批评。
刚开始的时候条件还可以。我们从西藏带了一些糌粑过来，还有一些汉人愿意用馒头交换我们身上的衣物（我们从西藏出来时，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用意大利布料做的）。但很快吃的越来越少，每天只有很少的一点野菜汤，和用粗粮做的很小的饼。
那是1961年，他们说，现在是“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要节约。每个人从30斤减到7斤口粮。其实说是30斤和7 斤但我们根本吃不到，只有一点点的野菜。
我们总是喝水，像牛一样吃草，在地上看到任何绿色的东西都拔起来吃。吃的时候还得偷偷的，不能让管教干部和军人发现。 有时在外面劳动时发现一片树叶都可以放进嘴里嚼很久。回来的时候，牙齿和嘴巴都是绿色的。
出去大便时，看到粪便旁有什么能吃的，我们都会捡起来吃掉，一点都不觉得恶心。出去倒垃圾时，看到垃圾旁边有一株杂草，也会捡起来吃掉。人饿的时候，所有其他的痛苦都会消失，只想吃的，做梦也全是吃的。 我常想，如果能吃上一顿饱饭，死了也值得。
到最后，我们根本没法劳动。所有的人都躺在屋里，坐都坐不起来，浑身疼。身上的肉早就没有了，连骨髓仿佛都酥掉了。除了还在喘气外，和死了没什么两样。我们从拉萨一起去的72个人中，最后只剩下了19个，其余都饿死了。
不止是我们，农场里汉人的囚犯也大批死去。每天有人到各个房间去检查，死人就被抬出去，放到农场后面的一排空房子里。下午去时房子是空的，第二天早上出去上厕所时，房子里一定会有几具尸体。有一天我自己数过，一共9具尸体，说明头天晚上死了9个人。大部分都是汉人，应该就是他们说的“右派分子”。
这些尸体被放上一辆小推车，送到旁边一片很大的沙地去，就随便丢在那里。我们常说，明天被抬出去的人就会是我。过一段时间，那里就都是白骨。
我在那个农场被关了三年。直到有一天，西藏来了人，把我们活下来的19个人装上卡车运回拉萨。来的时候用了好几辆卡车，回去的时候，一辆就够了。
回到拉萨，我们又被关扎其监狱。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闻到糌粑的味道。那是我这辈子闻过的最香甜的味道。
（采访经过编辑整理。美国之音藏语组德庆加措 、才旦旺秋、洛桑杰雄亦对本文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