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59年，对几代藏人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年份。
19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派大军进占西藏后，在藏区暴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抵抗在这一年达到顶峰。
3月10日，拉萨爆发藏人起义。七天后的一个深夜，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无奈出走。时年未满24岁的他，可能未曾料到，此一去，一个甲子。
那一年，八万多藏人追随达赖喇嘛的脚步，背井离乡，踏上流亡之路。匆匆离开时来不及的告别，湮没在时光中。此一别，物是人非。
留下的人见证了中国军队的机枪、炮火。不计其数的藏人，生命定格在了那个年份。武力镇压后的抓捕让一大批人失去自由，戈壁滩的劳改农场里掩埋着他们的尸骨。
达赖喇嘛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写道：“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死亡与破坏进程，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达到顶峰。当这一切结束之时，大约6400座（99.9%）寺庙被毁，中国的占领政策直接导致约120万藏人非正常死亡（藏人总人口约为600万）。”
在那场以失败告终的，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拉萨起义60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四位旅居海外的藏人，讲述1959在他们生命中留下的印记。
以下是第三部分——《赤列念扎：解放军的飞机向我们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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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列念扎
68岁，8岁随家人逃离西藏，现居美国
1950年我出生在卫藏彭波山谷的一个小村庄（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周县）。那里离拉萨不远。在没有汽车的年代，大家出行都靠骑马。从我的村子骑马到拉萨，清晨出发，中午12点左右就到了。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家有很大的农场，主要种青稞和大麦。我父母的工作就是经营这些农场。
在我出生的那年，中国侵占了西藏。到了1956、57年前后，藏区东部有很多战乱。很多康巴地区的抵抗运动后来蔓延到藏区中部。人们在那里成立新的组织。我父亲在这些组织中很活跃。
我家的房子挺大，总有一些陌生人来来往往。他们扛着枪，非常高大威猛。我当时想：“哇，这群人是能打仗的。”他们看着挺吓人，但我并不害怕，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
因为父亲的缘故，从小我就知道外面在打仗的事。村里的孩子们也经常玩打仗的游戏。我们分成两派，一派扮解放军，一派扮藏军，大家的共识是，汉人的军队最终是要被打败的，所以我不想加入那派。每当有人跟我说：“今天该你扮汉人了”。我都拒绝：“不要，我不要当汉人。”
父亲积极投身抵抗运动，这也是后来我们不得不出逃的原因。那时候，拉萨已经陷于战火中。很多人从拉萨涌入我们的村庄。我们全家到寺庙里去找一位喇嘛请求神谕，看看是应该逃走，还是留下。那位喇嘛说，你们一定得走。
我们是半夜逃走的。那时候我只有八岁，被放在马背上。夜间行路，我们得特别小心，我不断从马背上摔下来。我父母把我拾起来，再放到马背上。那不是什么令人期待的旅行，很艰难。
我们赶了一夜的路，到了一个小村庄。当时我们一大家子人都在——我和我父母、我哥哥、还是婴儿的小弟弟，还有姥姥、 两个姨妈和叔叔们。一路上有很多传闻。人们说，妇女和小孩是绝对不可能逃走的，因为那时战火纷飞，我记得听到大炮发射的声音，“轰轰轰”。
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我爸爸和两个叔叔决定去加入抵抗运动，和解放军打仗去。他们扛着步枪，挎着手枪和长刀骑马走了。他嘱咐其他人回家去 ，因为这趟行程太危险了。
我们于是又往回家的方向走。半路上，遇到一位高僧。我的父母非常信任他。他对我妈妈说，不要回家，别担心，跟着我们走。但是我们家大多数人还是决定回去，包括我姥姥和哥哥。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
妈妈带着我和小弟弟，还有两个姨妈又上路了。那时候数千人在逃亡。我们不总是在山里赶路，也有空旷的平原。有时候早上，天空晴朗无云，突然之间，中国的战机出现在头顶，开始向逃亡的人群扫射。
人们飞快地逃跑，找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我从来没见过飞机，有时候我会好奇地抬头看。这时我妈妈就会打我一巴掌，警告说：“快过来，藏好了”。我当时真的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向我们发子弹，“哒哒哒哒”。
我没有见到流血和尸体，算是万幸吧。但我知道很多人失去了生命。那时候很多地方都在打仗。有一次我们差点被解放军抓到，很恐怖。要是真被抓到，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坐牢，遭受酷刑，因为对他们来说，我们是反动分子。
听我父母说，我们走了21天，从西藏到不丹，再到印度。在德里，我们和父亲、两个叔叔重逢了。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官方数字说，1959年有8万7000名西藏难民逃到了印度。即使到了印度，很多藏人还认为，他们不会待很久。当时大家都以为藏军最后会打败解放军，我们会把西藏夺回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家去。
在印度南部一个难民定居点安顿下来后，每天早上都有一只鸟在我们窗外叫。那叫声很像在用藏语说，“西藏自由了”。我的父母说，连鸟都这样叫了，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回西藏了。
如今60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西藏。80年代初有一段短暂的开放时期，我妈妈回过一次西藏，见到了我的另外两个哥哥。当年他们在很远的寺庙里当僧人，没法和我们一起出逃。妈妈说，他们受了很多苦，被送到劳改营里从事艰苦的劳动。
今天，西藏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压迫很越来越严重，人们在遭受磨难。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会有更开明的领导。他们会认识到，压迫不会带来和平，善待藏人，与西藏和谐共处，对中国也是有利的。
（采访经过编辑整理。美国之音藏语组才旦旺秋亦对本文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