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习近平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组建的中央政治局及次年全国两会的新政府人选和机构改革，构成了他第三任期的治理团队。我将其称为中共的“新权力结构”。到本次三中全会，这个新权力结构已运行了1年10个月，期间出现了一些外界未曾预料到的新的问题、变化和现象，值得关注和探讨，因为它可能在本届政权余下的三年时间里带来很大后遗症。
新权力结构的两个特征、四个特点
纵观这一年多来中国政局的变化以及新权力机构运行的状况，二十大中央政治局的最大特征就是目标导向，即为完成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进行人事布局。这个目标任务就是习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它在此次三中全会得到了具体的规划和部署。政治局成员的安排以及党政机构改革都是因应此需求的。在习看来，作为权力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书记处，必须由他的亲信组成并掌控，惟其如此，他的意志和意见才能不受干扰地得到贯彻执行，从而实现既定的目标任务。
新权力结构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战斗性。习高度强调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因为习预期到，无论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还是外部环境，都会趋于恶劣，未来要经受惊涛骇浪的考验。从拜登政府在地缘政治和科技方面对中国的持续围堵，到特朗普在11月美国选举可能的获胜，都将考验习政权。从这个角度看，有论者把二十大政治局称作本质上的“战时内阁”，是有道理的，也就是，习要求政治局成员随时处于一种待命状态，投入作战，用一种战斗的精神去面对时局并治理国家。
新权力结构的这两个特征随后在2023年的李强新政府人选和党政机构改革中也得以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有两个重心，即经济和安全，也是当局的两个工作重点。经济代表中国式现代化的水准，安全代表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前者要形成新发展格局和高水平市场经济体系，后者要形成新安全格局，都缺一不可。2023年的党政机构改革，就是要对应这两个工作重点，体现目标导向和斗争精神。
这次党政机构改革是习上台以来的第二次，在中央层面组建了五个新机构，即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社会工作部以及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在国务院层面，重组了科技部，新组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数据局，同时撤销了中国银保监会和国务院港澳办，改革央行省级分支机构，精减中央和国家机关人员编制等。对是次机构改革呈现出的特点，我曾用“强党权，顺府权，防风险，重监管”来概括。
所谓“强党权”，就是要加强中央对相关领域和行业的集中统一领导，过去弱化的要补上，发挥中央的协调统领作用。因此，党政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应体现这种统领作用，由新设再加上已有的四个委员会，组成了中央的决策体系，行使国家的决策大权，从而让这个决策权力能够最后真正集中于习手上，真正做到让党来管理经济和社会。
所谓“顺府权”，不是要弱化国务院的具体管理职能，而是要理顺内部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优势，去破解产业的发展瓶颈，解决金融监管难题，发挥大数据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等。
所谓“防风险”，主要指的是防止金融和科技领域的风险。对习而言，金融领域过去是中共监管的薄弱环节，最易让党内外、国内外的反对势力互相勾结，“兴风作浪”，而以当局目前的监管水平，很难识别风险；科技领域的卡脖子和脱钩行为则是中国当下和未来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这两大领域的风险如果处理不好，会波及政治，危及政权安危，所以必须重视，并在机构设置上体现出来。
所谓“重监管”，也就是通过严厉监管来防范经济特别是金融和科技领域出现的风险，就此来说，它和防风险是一体两面，对风险的防范同时意味着要加强监管。事实上，强党权、顺府权本身也内含有防内外风险的考量。在2023年的机构改革中，就用合并监管的方式，扩大新设部门的监管半径，让其监管职责更明确，权力更集中，统筹性综合性监管能力更强，以达到加强对系统性、综合性风险的防范能力。
新权力结构运行过程问题多多
以目标为导向，强调斗争精神，并凸显习的权威的新权力结构，在人事布局和机构改革中，必然倾向要加强所谓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在实际中演变成习的一元化领导。但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自相矛盾和互为冲突的。无论对中国式现代化怎么定义，它也是现代化，既然是现代化，本质上就要求在国家的治理中法治逐步起主导作用，并在国家内部以及国家和社会之间适当分权；同时，个体在遵守法治的前提下，自由意志能够得到发挥。这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除非中共对现代化另行定义。
但强化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特别是习个人的一元化领导，必然以削弱法治，约束人的自由意志为代价，这两者没法揉在一块，强行捏在一起必沦为怪胎，效果南辕北辙，故实际上只能舍弃一头，不能两者兼得。习自己真正在意的，也是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他个人的权威。因此，即使在三中全会的改革计划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是不能削弱的，从而造成这个新权力结构运行一年多来问题多多，明显表现出几个不适应性。
一是当局的干部来源与用人政策越来越窄。过去当局使用干部还讲究五湖四海，用人注意平衡性，但习完全颠覆了这个传统。他的干部来源是所谓的之江新军，即他原来工作过的福建和浙江，以及上海的旧部，还有他老家陕西的官员和个别同学。干部来源的窄化虽然确保了官员的忠诚和习的意志的贯彻，但也堵死了高层晋升的通道，让更多的非嫡系官员选择躺平；同时，当局难以选拔到有能力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官员的能力和肩负的责任越来越不相称。
二是在2023年的党政机构改革中，尽管当局主观上不想削弱国务院的权力和职能，但党管一切的强化客观上必然会弱化国务院的权责，内部完全失去制衡。所以李强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修改国务院工作规则，强调国务院只是党中央的执行机构，自我矮化。过去国务院相对党中央还具有一定独立性，即便在李克强时期，国务院所在的北院还在努力抗拒党中央所在的南院的侵入。到李强接掌北院，他完全放弃了对南院的抵抗。在2024年两会上，国务院组织法的修订，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北院对南院的从属地位，国务院从而丧失了独立的决策权力，也在当局内部丧失了一定程度的对南院的制衡能力，这会导致当局决策犯错的概率更大，事实亦是如此。
三是习对领导干部斗争精神的强调可以看作危机意识的表现，但也弱化了干部的担当和改革意识。当局的这次机构改革，设立和重组几大权力决策机构，既是为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也体现了习要从最坏处着手，准备迎接惊涛骇浪考验的底线思维模式。然而，过于强调斗争精神、危机意识和底线思维，也让官员变得谨慎保守，不敢开拓，在工作和管理中以稳为主，求稳怕变，因为变就会有风险。这已体现在当局的经济工作中。当局不断向外界释放改革仍是中国主旋律的信息，三中全会打出的旗号是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但过去一年多，并不见改革楼梯响。
此次三中全会部署的所谓改革举措，更多也是行政机构职能的调整，很少有体现市场原则和精神的制度改革。还要看到一点，相对经济管理部门，中国的安全部门和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斗争精神更强烈，同时也更保守，这也会约束经济领域的官员不敢在改革上有大的作为，怕担风险。
中共新权力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和不适应性，在未来只会进一步强化，因为习近平不可能放弃在集中统一领导下的个人专权和一元化领导，从而他和他制定的改革目标所要求的放权和分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只会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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