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要求民主，反对官僚特权和腐败的中国学生运动从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和12.9学生运动传统的北京高校开始，迅速扩散到中国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上海及南京、广州、成都、合肥、贵阳、青岛、大连等多个省会和大中城市的大学生中间，掀起持续数周的大规模抗议浪潮，成为八九六四学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六四事件35周年前夕，当年参加上海和南京等地高校学运的人士回顾了外地学生运动中的重大事件。
外地学运与北京学潮紧密呼应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猝然去世。北京高校学生率先开始悼念这位以开明、亲民、务实著称、被党内顽固派老人整肃下台的共产党领导人。大批学生涌向天安门广场集会，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几乎每个省会或高校相对集中的城市都发生了在本地主要广场请愿抗议的学生运动。一些参与其他省市抗议活动的学运领袖指出，六四以及之后的镇压中，当局对外地抗议者的抓捕处罚尤为严酷，不少人被重判十年以上刑期(向天安门毛像掷鸡蛋者最重，判处无期徒刑)。据中国官媒报道，北京、上海等地有多名抗议者被指为“暴徒”、“罪犯”遭司法从快枪决。
在美国的自媒体人、油管政论节目主持人吴建民当时是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参加并领导了江苏南京的学潮，六四后被抓，遭判刑10年。他告诉美国之音，当时学生们的主要诉求是希望当局公正评价胡耀邦，同时爱护学生的民主热情，把中国的体制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
吴建民说：“因为学生这时候上街只是表达一个民主的诉求，并没有提出任何什么反对共产党的口号，要什么推翻共产党了，要什么打倒邓小平了，那时候根本没有。基本上，学生这种诉求以北京为主，全国各地的高校全部参与了，我所在的城市是南京。南京当时有50多所高校，我们这个规模也是相当大。南京的主要广场叫鼓楼广场。南京高校学生主要集中的集会主要都是以鼓楼广场为集中地。”
吴建民指出，把和平请愿定为动乱的中共党报《人民日报》426社论激化了学生与当局之间的矛盾，激怒了参加抗议活动的南京学生，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正在从事一个神圣的和平抗议活动。
他说：“政府故意把学生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他把学生指定为动乱嘛。就是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是爱好民主，你们是挑起动乱，是破坏社会稳定嘛。那我们学生当时是不能接受的。可以这样讲，当时无论是北京还是我们南京的学生，在广场上游行示威都是相当文明。我们没有砸过一块玻璃。我们整个广场几千几万人待在上面，游行也好，示威也好，等到我们撤去，是没有垃圾的，每一个同学都会告诫身边同学，带好塑料袋。大家把那些自己可能产生的各种垃圾，都用塑料袋带回去，没有人在广场乱扔垃圾。秩序井然，没有人破坏社会秩序，没人去拦截过任何公交车辆，阻拦别人上班，什么搞打砸抢行为，完全没有。不光是北京，没有全国各大城市都没有。我们南京更是这样。”
南京学生徒步北上行动
就在六四事件之前几天，南京抗议学生发起了徒步前往北京的北上行动。
吴建民说：“5月28号，由我本人当时策划了这个北上运动，也就是在南京高校有几千个学生在鼓楼广场宣誓以后，6月1号向北京挺进。”
谈到这次徒步行动的目的，吴建民说：“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沿途一边走，一边到北京，一边宣传，一边路上把沿途所有的高校都把它联合起来。因为从南京走到北京，有2000公里，在这个路途过程中，要分别跨入安徽省、山东省、天津市、河北省，也就是有相当的这些所有沿途省份的高校呢，最终都被我们这个一路走去，一路发动起来了，然后最终跟北京所有的学生，然后在北京城外会师，形成一个巨大的学生到北京来的压力。如果全国各地都这样来的话，显然李鹏是很紧张的，因为学生们到北京来，就是要求中央跟我们对话，然后承认我们学生自治的这个组织的合法性啊。同时，学生们愿意参与国家的民主建设。”
6月3日夜晚北京开枪时，北上的南京学生走到了安徽省。
“安徽滁州市。我们本来第2天冒着大雨要继续出发的，结果到第二天，因为北京已经开枪了，那迎接我们的安徽和江苏两省的领导马上脸色就变掉了，”吴建民回忆道。
上海学运和平落幕 江泽民朱镕基升职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35年前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直接参与了遍及全国高校的八九学运，被当局指为复旦大学高自联“幕后黑手”。
夏明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说起八九民运，人们一般是关注北京，但是他总会提醒大家，八九民运其实在中国有十几场或几十场，因为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很多城市卷入，希望人们把眼界放宽一点来纪念或评价六四事件。
夏明认为上海的学运尤其重要，而钦本立主编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禁是导火索。
他说：“八九的民运升级跟《世经导报》事件是有很强烈的关系。上海学潮整个发展的过程直接面对的两个重要领导人，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其实这个里边的处理过程呢为未来江泽民跟朱镕基他们能够和平、没有流血，把上海的学潮给解决了，其实为他们一个铺上最后高升的这么一个进北京的红地毯……上海的学潮跟北京的学潮有点不一样，就在于上海的学潮表现出了更低调、更理性和更妥协。”
夏明：沪京两地学潮有差异，值得探讨
在这位政治学者看来，上海学生把自己定位为表达公共舆论的立场，给政府施加压力。
夏明说：“不像北京的学生最后不断的升级，最后有一点那个气势，好像要推翻政府，或者对政府要取而代之，至少对当时的总理。”
夏明认为，上海和北京这两个高校集中的地方发生学潮学运的过程和方式不同，结果也有所不同，值得研究。
他说：“上海的许多的学生和教师，领导了和卷入了上海的学潮，而且上海的学潮规模也不小，而且绝食的学生也是几百人。但是你现在基本上看不到，无论在中国国内还在海外，以上海学潮为一种政治资本，那么高调行事的人。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上海学潮产生天然的民运领袖，或者当下活跃的民运领袖。”
1989年北京六四枪响举世震惊，激起了上海和一些省市高校的后续抗议活动。
夏明说：“天安门屠杀以后，上海的反应也比较强烈。尤其学校官方的学生会最后呢也反戈了，跟高自联在一起了进行大游行。”
他还披露，当时他不顾其中共党员和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员兼课外辅导员的身份，作为上海高自联顾问跟学生一起参加抗议活动，而时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王沪宁对他和一些抗议学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夏明说：“我也成为高自联的顾问，就是教师作为顾问，帮助他们指导工作，当然后来那个随着风声越来越紧，包括王沪宁也给我们这些教师提醒说，你们这样的话，可能会被抓。所以到了6月7号左右，我们离开了上海。”
夏明提到，上海学运后来有市民加入，变成一个更广阔的民运。他认为，上海八九民运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完全自发，后来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开始的白纸运动也是年轻人自发，与当年上海的民运如出一辙。
他说：“上海的这些市民其实也都是很淳朴的，就在帮助学生，支持学生。六四北京一开枪，（上海）市民就非常的情绪比较激动，就有堵火车，最后上海逮捕了许多，就是这样的市民和工人，最后也枪决了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上海没有北京那样跟高层的权力斗争结合的这么紧。”
夏明解释道：“上海的学潮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看到有高校的各种学潮一样，其实学潮、学生运动，总的来说它的目的不是去夺权，不是去推翻政府，不是参与到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
他指出，学潮其实是表达一种公共舆论的表达，一种热情，是给政治人物、给政府施加一种压力，传递某种信息。
夏明说，“其实在上海，我们的游行，进行了绝食，也进行了谈判。其实我们把那个信息已经传递进去，我们其实已经胜利，所以我们就可以能够撤回校园。但是在北京显然没有像我们上海的比较明确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北京最后就升级，升级到叫李鹏下台，让邓小平结束什么垂帘听政。这些不是学潮了，最后你会发现，北京的学潮卷入到政治里边，它从学潮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风潮。”
他认为，江泽民和朱镕基能够进北京直至后来入主中南海，是他们在处理上海学运的方式得到邓小平的赏识才晋升的。
夏明说：“他们处理的还比较温和，还能把这个事情不用流血暴力来处理了，所以他（邓小平）就觉得这两个人可以代表新形象，可以能够平息一下老百姓的这些不满，能够给外部世界带来某种希望。”
吴建民：六四鲜血不能白流
六四大屠杀35年过去，但中共当局对当年参加或领导各地学运的“六四分子”的监控打压仍在持续，原贵州省高自联学生领袖季风和参加六四事件、1988年7月至1992年4月领导安徽省民运的沈良庆等异议人士仍在高压下坚持当年对自由的追求和民主的向往。
吴建民告诉美国之音，六四事件过去了35周年，尽管他参加八九学运以及后来被抓坐牢，影响了个人婚恋和事业，改变了人生道路，但他丝毫不后悔。
他说：“我们不需要共产党给我们做什么平反，我是坚决不承认共产党‘平反’这两个字，我们是永不放弃，永不忘记，我们的目的就是六四英灵的这些血不能白流。”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