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27日的晚上，手持鲜花的黄意诚来到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悼念几天前在新疆一场公寓大火中死去的十位居民。当时正值中国“白纸运动”的高潮，当局维持了长达将近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让各地越来越多的民众感到不满。不少人认为新疆那场大火没能被及时扑灭的部分责任要归咎于乌鲁木齐市当时已经执行了三个月的严格封城措施。
就在黄意诚来到乌鲁木齐中路悼念的前一晚，这条街上发生了抗议活动。人们手持白纸，反对过于严格的“清零”和政府对有关“清零”讨论的网络审查。黄意诚在后来与媒体的采访中表示，他知道前一晚的部分抗议者遭到了警察的抓捕，但认为自己应该不会有事。
然而不幸的是，他当晚也成为了被抓捕的对象，被警察带到了一辆大巴车上。
黄意诚后来趁乱逃出了大巴车，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中国当局在“白纸运动”期间和后来抓捕和审讯了大量参与者，他们中许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包括被关押了数月后才获释的曹芷馨、翟登蕊、李元婧等人。
靠着之前申请并获得通过的签证，黄意诚在中国躲藏了4个月后飞到了德国，目前在汉堡大学读研究生。他告诉美国之音，逃离中国后他依然在为仍被关押的其他“白纸运动”参与者发声，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获得释放。
“从三月底到现在，我持续地在为白纸运动被捕者做活动，” 他说，“我现在也在为其他的中国的政治犯在欧洲做活动。”
媒体和评论人士常把“白纸运动”和34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抗议做对比，认为那就是当年六四学运的翻版。
黄意诚同意六四与“白纸运动”之间存在的不少相似之处，但他认为驱动“白纸运动”的一些想法其实比当年的天安门学生的诉求更加激进。
“八九年的运动的时候，它并没有直指这个共产党和这个最高领导人的统治。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他是比较支持这个民主运动的，”黄意诚告诉美国之音，“那么白纸运动，它是矛头直指最高领导层，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共最高领导层，以及直指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从意识形态来说呢，白纸运动是比八九年的运动要更激进一些。”
当黄意诚在1996年出生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镇压已经过去了七年。像他这样在千禧年前后长大、关心政治的中国年轻人从未经亲身历过那场希望与心碎并存的学生运动和那个充满思想变革的1980年代。对他们而言，六四只是一个存在于维基百科和外国纪录片中的历史事件，一个被课本一带而过、人们不敢公开讨论的“禁闻”。
随着中国当局近年来对于公民社会的不断蚕食和持续收紧的网络审查，这些年轻人并不看好本土草根政治运动给中国带来民主变革的可行性。尽管如此，美国之音采访的千禧一代们表示，六四学运作为他们的政治启蒙依然值得被铭记。
了解六四是他们的政治启蒙
21岁的LilJane（化名）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习计算机科学。他说自己12岁左右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看到了当地法轮功学员摆出的牌子，因此知道了六四的存在。
之后的几年里，他通过朋友和外国网站上的信息零散地进一步了解到六四的细节。直到他阅读了一位拍摄了六四现场照片的摄影师的文章和维基百科上的词条才完全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六四我是更多当做一个值得参考的历史事件看待的，”他告诉美国之音，“它离我的时代比较近，然后他们的诉求我也能够理解甚至有一些重合，斗争的对象也大致一样，算是可以参考的‘榜样’。”
去年6月，在得知自己学校一块六四纪念场地被看似中国留学生样的人破坏后，LilJane一个人去帮助进行了复原。
“我个人觉得他们会破坏六四是因为他们觉得六四=反共=反中国=辱华，” 他当时在文字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这也没办法，这个是国内媒体和教育决定的。”
对于去年因为疫情管制而爆发的“白纸运动”，LilJane认为很多中国年轻人因此而对“政治参与”有了启蒙。但对他来说，“白纸”与六四还是有着一个比较大的不同点。
“六四是一个建立在实现一个政治理想上的、人们自发组织的集会运动，而白纸更多是人们在当下的环境、在忍无可忍的生活状态下组织的‘反对现状’的集会运动，” 他说，“虽然白纸运动的诉求也包含了一些和六四相似的政治理想。但是白纸运动的大部分诉求其实是很贴近实际的，比如解封，停止追责抗议者，人道抗疫。”
LilJane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在去年12月初突然停止“清零”后，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似乎飞速下降。
“可能下一次又遇到一个关于自己利益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再参与政治，” 他说。
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的Yoyo Chan（化名）直言，靠自发的公民运动来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的可能性极低。
“我认为只有政权内部的矛盾和解离才可以真正改变它，外部的力量往往只是看似强大，其实还是会输给国家机器，”她说。
23岁的Chan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在“白纸运动”发生前，她一直以为自己的政治倾向在同一代中国年轻人里几乎是一座“孤岛”。
“但白纸运动的时候看到世界各地的人都站出来，越来越多年轻的身影，政治抑郁一下就减轻了不少，” 她说。
但Chan认为，无论是六四还是“白纸”，这些运动都没有对当局产生实质性的威胁。当国家的暴力机器开动起来后，手无寸铁的民众将不得不放弃反抗。
“虽然白纸没有见到刀枪和坦克，但也一样有很多年轻人因此被捕或者找工作等正常生活受到影响，所以从迫害程度上来说因为白纸年轻人遭受的迫害并不小，” 她说。“当局的迫害手段只能使得年轻人更加恐惧，而勇敢的人永远是少数，仅仅指望通过这些勇敢的少数来对威胁这个政权还是太困难了。它有一万种手段让我们闭嘴。”
Chan自己也因为来自当局的威胁而不得不停止在网络上谈论政治。
她说，今年2月13日，她在推特上贴出了自己和活动人士艾伦·张(Aaron Chang)在学校拉横幅贴海报的照片，海报内容是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批评。几个小时后，她在山西省的父母就被当地的警察叫去谈话。警察让她的父母告诉Chan要好好读书，不要发表政治敏感言论。
Chan说，从那时起她就不再在推特上发表批评中国当局的言论。但她说自己在线下会继续在政治议题上发声和行动。
Chan第一次知道六四是在16岁那年，她的高中同学告诉她，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用坦克碾死很多人”。好奇的她向家里的一位亲戚询问网络翻墙的方法，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看了那些东西”会让她的世界观“崩塌”。
后来她学会翻墙后在YouTube上观看了纪录片《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这部长达186分钟的纪录片1995年在美国上映，展现了天安门学生抗议和六四血腥镇压的全程。
“从此以后对这个国家再也没什么滤镜了，”Chan回忆第一次看完这部纪录后的感受时说。
六四今天的意义？
《天安门》帮助了不少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第一次深入了解那场悲剧。
1989年出生的瑞秋（化名）刚开始上网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搭建起网络防火墙。她在网络聊天室里第一次知道了六四。之后她也看了《天安门》，并被军人向学生开枪的画面感到震惊。
但更让她震惊的是，一位大学同学的父亲在一次聚餐上表示支持政府的镇压。瑞秋生长在一个鼓励表达自己观点的家庭。在那场聚餐前，她一直以为，每个中国人在私下场合对政治议题应该都有自己的主见，而不是仅仅赞同官方的说法和叙事。
“自从那次聚餐后我意识到中共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是洗脑式的，慕强、慕权的心态是会掩盖掉人本性对于他者的共情的，”如今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的她告诉美国之音。
瑞秋认为参与“白纸运动”的年轻人是值得敬佩的，但和其他受访者一样，她同样怀疑像“白纸运动”和八九学运这样在全国广泛爆发但持续时间短的政治运动究竟能带来多少影响。
“自从白纸运动后我有在思考‘一个运动在中国人的主导下究竟怎样才是可持续而不是如焰火般昙花一现的’，”她说，“从六四到白纸，即使理念在进步、平台从举横幅到发推特，但是似乎很多运动都缺乏持续的‘后劲’，而后续也容易被敛财者利用。”
今天的年轻中国异见者大多熟悉社交媒体和前沿通讯科技的使用，但他们也面对着许多和当年的八九学生抗议者们所遇到的完全不同的挑战。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大大方便了线上直播和实时更新抗议活动进展，但像北京这样的威权政府也加大了对相关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增强其数字监控民众的能力。
今年4月，中国当局抓捕了网络博主阮晓寰，指控他多年来通过撰写“百余篇造谣、诽谤的煽动性文章”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阮晓寰的妻子贝女士表示，她的丈夫就是两年前突然消失的知名博主“编程随想”。“编程随想”十多年来在自己的博客上不断发表和分享政治、经济、历史类文章，批评中国政府，还传授“翻墙”方法，提供电子书下载。他被一整代网民当作他们“政治启蒙”的老师。
参加“白纸运动”后逃离中国、如今在柏林上学的黄意诚对六四的了解来自于自己在初中时阅读“编程随想”的博客。今年26岁的他承认，对他来说，六四更像是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历史事件，想要和它产生个人层面上的联系比较困难。不过，他提出了一种应对方式：每个人重新定义六四对于自己的意义。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定义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一种定义去，每个人都可以定义我自己的六四。”他说，“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目前定义的六四就是那个初三的那个小孩子坐在那个很大的台式电脑前面，然后用自由门翻墙，在这个编程随想的博客上看到六四的文章，这就是我的六四，我的六四记忆。”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