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扩张，非洲、中东欧、拉美及太平洋等地区都成为美中竞逐影响力的场域，不过也因为中国越来越强硬的“战狼”外交，许多人对中国究竟是一个安全威胁或是经济发展机会有越来越多的疑虑。前特朗普政府官员说，中国向一些国家输送经济利益，但中国的战略目标许多国家并不清楚。与此同时一个研究报告也说，一些为经济利益与台湾断交而承认中国的国家，往往未能真正得到长期经济增长。
在几个月前传出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秘密签署安全协议的消息引发对中国可能在这个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基地的担忧后，地区国家领导人在上周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中表现出对中国扩大在地区影响力的抗拒，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随后即公开表示，该国将不允许中国建立军事基地。
以为东升西降是错判形势
对于中国在南太平洋的作为引起的一些抗拒，前特朗普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Miles Yu)在以中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战略目标其实很多国家并不清楚。
“它一方面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它对很多领土的声索都没有道理，像南中国海跟东海这些地区，另外它又以侵略的姿态向其他国家输送经济上的好处，人家不知道它经济上的目标背后是不是有军事或安全的目的，所以他们对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很多国家，像南太平洋国家，它总是对中国抱有戒心，这种戒心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这种国家它一方面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另一方面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两个方面很难协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很多地方，像是南太平洋国家，它永远得不到长足的进步，没有得到自己的目标，这是有它的制度上的原因的。”
目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余茂春说，中国以其经济军事力量自诩，认为“东升西降”，美国正在衰败，因此也造成对国际局势的错判。
“中国就是大国思想在作怪，它总觉得自己经济强大了，军事强大了，应该实现自己以意识形态驱使的目标。我觉得这个东西第一个，没有现实感，第二个是，它对国际局势是严重的错判，它总觉得东升西降，这是不对的。西方社会民主国家国势有升有降，但总的来讲它一直在上升的，因为它有民主的机制让国家永远不至落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所以像国际研究、战略思维的改变，它都非常的灵活，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些做法，一个是非常的没有现实感，另外一个，就是它也不会成功。”
中国经济投资未有长期效益
一个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日益使用胁迫性经济手段来扩大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并恫吓其对手和批评者，通常对那些严重依赖中国贸易投资的小国，北京都能成功地施加其意志，那些因中国经济援助或投资而将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向北京的国家，通常会因为中国的贷款与投资而有短期经济增长，但长期而言，中国的资金并没有为它们带来原先预期的经济效益。
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针对非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中东欧以及大洋洲等四个地区的国家，在与中国和台湾的交往中对它们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比较分析，得到的结论是，那些在外交上从台北转向承认北京的国家，或参与北京如“一带一路”等国际倡议的国家很少得到当地人民期待的长期经济增长，“短期利益有时会被注意到，不过这些利益可能被高额债务或贸易不平衡抵消。”
主持这个“与台湾和中国接触的经济影响”研究项目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建辉及团队成员谢力登(Derek Sheridan)，7月9日通过视频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北美台湾研究协会年会中介绍这个研究报告，此前团队也曾在美国威尔逊中心5月举行的一场视频讨论中介绍过此一报告。
以经济手段说服外交转向
吴建辉说，过去几年有许多国家切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中国说服这些国家转向承认北京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使用经济手段，主要包括经济胁迫、外交援助及贸易投资活动等三种措施。
吴建辉说，经济胁迫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中国近来使用这种手段多半是针对敏感的西藏、天安门及台湾(3T)议题，或是威胁其国家安全或不利其外交政策目标的对象，这种对象多数是民主国家，而大部分的经济措施不会由中国政府发动，而是运用其庞大消费市场来作为施压杠杆，而且即便是中国政府发动，它也罕见会承认这种惩罚性措施是因为触及其国家利益而做出的反应。
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吴建辉表示，重要的是各国必须分散市场以减轻对中国的依赖，其次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应该团结一致，采取共同行动来抵抗中国咄咄逼人的胁迫行为。
至于中国的援助，吴建辉说，中国的援助经常导致援助国的民主及问责机制恶化，使政治领导人逃避对其权力的限制，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是对当地包括民主发展、法治、性别政治及经济平等的负面影响，因此中国的援助“不是免费午餐”，人们应该多注意中国援助的透明度和条件，并要求中国在其对外援助承诺上遵循“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标准。
承认中国后依旧贫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力登以非洲国家马拉维为例指出，自2008年与台湾断交后，承认中国并没有为马拉维的经济带来改善，尽管自2005到2012年建交前后中国对马拉维集中于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1万3千796个就业，不过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原先承诺的30万个就业岗位，而马拉维产业对其GDP占15%的比例，也没有因为承认中国后有明显增长。
他说，当马拉维与中国建交时当时的总统曾表示此举有助于马拉维脱贫，但10年后当地人仍然认为马拉维还是一个贫穷国家。
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研究的结论也指出，证据并不支持外交转向有助当地经济发展的假设。根据报告的分析，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及格林纳达在承认中国后经济发展比那些与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速度减缓，其中哥斯达黎加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增加，经济日益受到中国取消或暂停原先同意项目的影响。
谢力登表示，在对拉美地区7个在民进党前后执政时失去的邦交国(陈水扁政府失去3个，蔡英文政府失去4个)与台湾目前剩余的8个邦交国一共15个国家的比较中，报告从两个问题进行分析，首先是外交转向北京的国家，其经济表现是否比那些与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更好？其次，中国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吸引台湾的邦交国转向？
“一带一路”非吸引台湾邦交国转向诱因
他说，根据报告中负责此地区研究的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苏彦斌与当地外交官的访谈，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认为，与中国建交将有助于此地区国家的经济，不过经过比较后的结果，那些承认北京的国家其经济表现并不一定比和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更好，“证据不支持外交转向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有帮助。”
其次，报告也没有发现充分证据显示，台湾的邦交国因“一带一路”与中国建交，因此对于“主流看法认为与台湾断交后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其经济有得到改善，或是‘一带一路’倡议吸引台湾传统邦交国转而承认中国并不是真的。”不过他也提醒说，目前见到的只是短期情形，对这些国家的长期经济效益仍然不能确定。
关于大洋洲国家的部分，负责此地区分析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佩宜在威尔逊中心的讨论中说，过去20年中国扩大与太平洋岛国的经济接触以增加其影响力，2000年时即设立“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合作基金”，此后不断增加与太平洋岛国的发展合作对此地注入援助和资金，并且在2006年举行首次“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
2019年，台湾邦交国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与台湾断交，一个月后即加入了这个论坛，目前在台湾仅剩的14个邦交国中，还有4个在太平洋地区，它们是马绍尔群岛、瑙鲁、帕劳及图瓦卢。
台湾邦交国断交后或再回头
同时也是中央研究院太平洋岛屿研究小组成员的郭佩宜说，瑙鲁在2002年与台湾断交转向北京，但在经济没有好转后在2005年又转回承认台北；而萨摩亚是中国长期盟友，其经济在2000年后有显著增长，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资金起到作用，但自2006年达到高峰后萨摩亚的经济发展开始减缓，此后10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即便中国依旧投入资金，但萨摩亚去年新上任的总理取消了中国资助的港口建设项目，因为萨摩亚积欠中国的债务已经过高难以支撑这个项目。
郭佩宜在将1998年与台湾断交转向中国的汤加与台湾邦交国图瓦卢相较时表示，汤加的经济表现没有图瓦卢好，排除外交转向的因素外，汤加的经济还受到几次飓风的天然灾害，以及2006年首都骚乱的影响，虽然现在其经济已逐渐赶上图瓦卢，不过它积欠了庞大债务，而图瓦卢的国家财政相较之下较为健康。
另外，郭佩宜也提到，台湾在太平洋地区剩下的4个邦交国都是小国，它们面对的都是同样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教育、就业等，尤其在疫情后要恢复经济需要更多协助，台湾政府如果能从这些岛国的需求来调整援助项目，例如加强对当地渔业、农业及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台湾甚至“有希望”重新得到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的外交承认，因为台湾的援助和形象在这两个国家都是极为正面，如果所罗门群岛有新政府上台，他们的政治人物即可能重新评估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至于在中东欧地区，研究团队分析“中国-中东欧16+1倡议”启动后参与国家的经济表现，并以未参与此一机制的土耳其作为控制组作为比较，发现克罗地亚、捷克、匈牙利、黑山共和国及斯洛文尼亚的经济表现并没有比较好，导致中东欧一些国家对这个平台未能起到原先促进经济增长承诺的抱怨。
这份200多页的研究报告得到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GEC)及战争和平报道研究所(IWPR)的资助，报告的研究方式是以两个不同国家在同样年份的GDP差异作为比较基础(DI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