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 （5月26日）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紧收集和分析有关新冠病毒始源的情报，并在90天内向他汇报新冠病毒究竟是自然起源还是实验室事故的分析报告。科学家对美国之音说，要证明或者排除实验室泄漏理论，需要对武汉实验室人员、设施、血清样本等范围广泛的证据链进行详尽、可信的调查。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中国的合作”。
拜登总统在声明中说，美国的相关国家实验室和其它相关政府机构，要协助美国情报界的努力。与此同时，华盛顿将继续与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伙伴一道，敦促北京参与国际调查，并提供所有相关数据和证据。
美国科学家支持拜登总统的这一举措，认为情报搜集和分析十分重要，可以为科学调查提供证据线索；但对任何病毒的溯源工作和科学结论，必须以坚实的科学证据为基础，而不是基于相信或者假设。在没有找到任何坚实可信的证据之前，不能彻底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
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重提病毒实验室泄漏说
除了医学和科学媒体之外，谈及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说，一些新闻媒体把新冠病毒“实验室合成”说与“实验室泄漏”说混为一谈。
这里首先要厘清的头绪是：新冠病毒“实验室合成”的假设早在2020年初就已经被科学界“接近无可辩驳地”证明，不是在实验室通过生物工程合成，或者任何国家和实体作为生物武器而部署的。
当时世卫组织曾经派出专家组赴中国进行调查，众多的国际科学家合作对新冠病毒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国际知名的医学和科学期刊发表了经同行评议的研究报告。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曾于2020年4月30日发表声明，认可了这一结论。声明说：“情报界也赞同广泛的科学共识，即新冠病毒不是人工制作或者转基因合成的。”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这份声明同时指出：美国情报界将继续积极地审视新出现的信息和情报，以确定新冠病毒疫情，究竟是通过接触被感染动物开始的，还是武汉的一家实验室的事故引发的。
包括美国科学家在内的国际科学家当时的共识是，当时现有的数据和信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病毒是从武汉的实验室泄漏的，但是在没有科学证据之前，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当时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联邦卫生机构的资深科学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一个生物安全最高级别实验室发生泄漏的机率应该很小；但不是没有发生过，2004年萨斯病毒（SARS）就曾经从一个实验室泄漏 。”
记录显示，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4月26日说，中国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疫情，迄今已有8例确诊或疑似病例，数百人被防疫隔离，其中包括两名研究人员，他们在北京一家研究实验室参与对该病毒的研究。
科学家：我们要看到这些证据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5月24日）援引“先前没有公布的一份美国情报”说，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三名工作人员，曾经在2019年11月份出现严重病情，并去医院寻求医治。
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的2020年4月份，该事件就被包括中国媒体在内的国际媒体广泛报道过。当时有舆论担心，这些患病的研究人员可能在工作中接触了病毒，从而造成了社会传播。但是，当时的当务之急和调查的焦点并不在这个事件上，而是病毒是人工合成、有意传播的假想。
2021年3月份，最近一次世界卫生组织赴武汉调查团队成员之一，荷兰病毒学家吉柏曼斯 (Marion Koopmans) 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时就提到了这一事件。吉柏曼斯说，2019年秋季，一些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确实生病了，但是中国方面提供了这些研究人员病毒检测呈阴性的记录，证据并不指向实验室泄漏。
当时众多的国际科学家发表了许多研究报告，当时的得到病毒研究界普遍认可的结论是：科学已经接近无可辩驳地证明，病毒不是任何科学家在实验室通过生物工程合成的，也不可能是任何国家作为生物武器而部署的。
那么，要从科学层面上证明或者排除这几名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造成病毒泄漏的理论，病毒学家和医学科学家们告诉美国之音，这需要十分详尽、可信和涉及范围广泛的证据链。
科学家们认为，如果要考虑和调查是否是实验室意外泄漏的可能，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一般不外乎两种：其一，某研究人员在某实验室中暴露于病毒并且被感染，感染后在实验室外与其他人接触，从而导致病毒的传播；其二，实验设施本身意外泄漏病毒，这主要是因为不理想的生物安全操作和实验室废物的处理规范。
因此，要证明是否武汉病毒所工作人员造成的新冠病毒传播，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全球卫生安全中心教授艾琳·索雷尔（Erin Sorrell）认为，需要首先查清以下两个简单事实证明：“武汉病毒所正在研究这种特殊的病毒菌株，而该实验室没有理想的生物安全和安全保障措施，从而导致病毒意外逸出；或者实验室工作人员由于操作不当，在实验室内接触病毒并被感染，而在感染后将病毒传播给了武汉的其他人。”
病毒学家、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赵玉琪（Richard Zhao），因对艾滋病毒、寨卡病毒研究的突出贡献，2019年当选美国微生物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Microbiology）院士。
赵玉琪告诉美国之音，要证明或者推翻新冠病毒（SARS-CoV-2）实验室意外泄漏理论，毫无疑问需要以下确凿的证据：
“该实验室或者设施内发现并且分离存放过新冠病毒；该实验室或者设施附近的地点发现并且分离存放过新冠病毒；与实验室有关联的工作人员，在疫情开始前就感染了新冠病毒；与实验室有关联的工作人员，在疫情开始前体内出现了新冠病毒的抗体。”
赵玉琪说，除此之外，要做出坚实的结论证明是武汉病毒所2019年11月患病的工作人员传播了新冠病毒，还要满足如下的条件：“与实验室有关的工作人员曾出现过新冠病毒感染所特有的临床症状；与实验室相关的工作人员的RT-PCR诊断测试呈阳性；新冠病毒是从与实验室有联系的工作人员身上分离出的；这些生病的工作人员身上产生过新冠病毒的抗体。”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化学与生化学教授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的看法与赵玉琪一致。他告诉美国之音，寻找上面提到的这些证据，需要对武汉的病毒实验室进行可信的医学调查。
埃布赖特列出了这样的一个线索清单：需要查阅武汉病毒学研究所（WIV）、武汉市疾控中心（WCDC）、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WIBP）的相关记录、样本、人员和设施；并需要检查电子和纸张记录，检查冷冻柜和冰箱内的样品。需要与人员面谈，包括曾经和现任建造、维护、清洁、处置、安全、动物设施、实验室和管理人员。还包括对相关人员的血清样本，以及设施环境取样的调查。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中国的合作，” 埃布赖特说。
独立调查可从美国入手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高级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Amesh Adalja, MD）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需要能够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获得有关记录，以全面地记录和编目，武汉病毒所里在什么时间点，已经在研究哪些病毒。
阿达利亚说，查看工作人员的医疗记录，以确定这些正在从事病毒研究和接触到病毒的研究人员，是否曾经被病毒感染过，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在此事上具有透明度。中国政府缺乏透明度和信息的混沌性，可能导致我们无法真正了解新冠病毒（SARS-CoV-2）的始源，而且会阻碍人类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应对的努力，”他说。
根据公开的报道和研究文献，武汉病毒所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并没有从事对新冠病毒（SARS-CoV-2）和其它近似病毒的研究。武汉病毒所曾经公开表示，该所最新正在研究的病毒是RaTG13病毒。这是蝙蝠携带的一种与“萨斯”病毒类似的病毒。
今年2月，德国汉堡大学纳米科学家罗兰·维森丹格(Roland Wiesendanger) 教授发布的新冠病毒研究结论指出，“目前的大流行源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事故”。汉堡大学在新闻声明中说，“有许多直接迹象表明，新冠病毒（SARS-CoV-2）病原体来自实验室，并指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位年轻研究员（黄艳玲）是第一位被感染的人。”
罗格斯大学生化专家埃布赖特说，查清武汉病毒所和其它设在武汉的病毒实验室里是否正在研究，或者存有新冠病毒（SARS-CoV-2）和其它更相近的病毒，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步骤。
公共卫生专家普遍认为，对于新冠病毒溯源的调查和取证，主要还是需要依靠中国政府的合作和支持。不过，埃布赖特对美国之音表示，赢得中国方面的合作固然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如果要展开独立调查，可以先从美国境内潜在的重要调查对象入手，寻找证据和线索。
埃布赖特认为，在没有取得中国方面合作的情况下，美国国会具有向这些美国被调查对象发出传票的权力。美国的这些调查对象包括：武汉病毒所的承包商、合作者，以及联合著作者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
“此外，还包括武汉病毒所以及生态健康联盟的资助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减少国防威胁机构（DTR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以及国家卫生研究（NIH）；以及武汉病毒所与生态健康联盟的出版商（斯普林格-自然（Springer-Nature）和《柳叶刀》杂志（Lancet），”他说。
病毒溯源任重道远
拜登总统星期三的声明，指示美国情报机构努力搜集和分析有关2019年新冠病毒始源信息和情报，并且做出较为肯定的结论，说明新冠病毒到底是自然始源，还是始于实验室事故。
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时期虽然一直在强调对武汉病毒所展开调查，但是并没有推动任何实质性的调查，而只是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推卸责任，假定武汉病毒所就是罪魁，指责世卫组织帮助北京掩盖真相。
相比之下，拜登总统目前开启的病毒溯源行动，是一种开放态度的调查，表明白宫坚信，确定导致近60万美国人死亡的新冠病毒的起源非常重要。但是，拜登政府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无可辩驳地证明“自然始源”和“实验室事故”两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
目前，有许多科学家，包括该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站出来挑战世卫组织在3月30日公布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关于实验室泄漏“可能性极低”的结论。
18名科学家5月13日在《科学》杂志发表公开信说，尚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是自然起源还是实验室意外泄漏，引起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
这个由18位生物学家、免疫学家和其它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小组，在信中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疫情起源的报告，并呼吁对两个主要病毒始源假设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调查。
马里兰大学的病毒学家赵玉琪对美国之音说，科学界还没有掌握我们所必需的信息，去得出这样或是那样的结论：即病毒到底是自然发生的事件，还是武汉病毒所实验室的泄露事件。
“但我要强调的是，只有在国际社会的参与下，通过客观和独立的调查才能获得关键数据和证据，”赵玉琪说。
只有寻找到病毒的最初的始源，才能有利于更好地了解造成当前疫情的新冠病毒，追踪病毒基因组序列的足迹，包括可能的中间宿主和原始宿主。 但是，这是一项长期、艰巨和复杂的任务，有时甚至可能需要近百年的时间。
赵玉琪强调，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任何情况就是事实。除非我们已证实了上述的一些证据，否则我认为我们目前无法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出任何结论。
“科学是基于证据的，而不是基于相信或者假设，” 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