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主教近日证实，梵蒂冈代表团已于本月初从中国返回罗马，教廷与中国的秘密协议将向续签的方向发展。梵蒂冈与中国会谈的状况和协议仍然处于高度保密状态。
分析人士认为，该项协议将会续签，该项协议旨在暂时解决中国天主教会的主教空缺问题，而该协议是否会给中国的天主教会带来更大活动空间和自由，分析人士看法不一。天主教会观察人士表示，教廷已经注意到秘密协议签订后出现的问题，但这不影响协议续签。
教廷在2018年与中国签署了一份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该协议在2020年续签了一次。该项秘密协议在天主教会内部引发了诸多争议，反对者指该协议无助于解决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签署该协议意味着将教会出卖给中国当局，2018年签订后的几年，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甚至有所倒退。教廷国务卿帕罗林负责与中国政府就这项秘密协议谈判，该协议得到了教宗方济各的肯定，方济各表示，所有关于主教任命的个案资料都会送到他的桌上，由他最终签字。
教廷国务卿帕罗林表示，这项协议旨在使所有中国主教都能与教宗共融，他们既是真正的中国人，也是十足的天主教徒。方济各在2018年签署协议后表示，签署一项协议双方都会失去一些东西，可能会带来痛苦，同时表示是他签署了该协议，并且要为此负起责任。
秘密协议
这份教廷与中国政府签署的协议文本没有公开，且整个谈判过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双方参加谈判的人员组成也不为外界所知，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以前，梵蒂冈与中国就该协议已经进行了多次谈判，梵蒂冈还多次派代表团访问中国，讨论协议的签署与续签问题，访问随着新冠大流行而中断。
意大利宗教社会学家，关注宗教自由的网络杂志《寒冬》总编辑马西莫·英特罗维吉（Massimo Introvigne）表示，了解协议的人可能不超过20个，梵蒂冈方面只有教宗和参与谈判的人知晓协议内容。 英特罗维吉介绍说，《寒冬》网站曾经收到过多份中国当局内部“吹哨人”发来的文件，部分涉及新疆和西藏，但从未收到过有关该秘密协议的爆料。
意大利《亚洲新闻》前总编辑贝纳多·切韦莱拉神父（Bernardo Cervellera）表示，公开协议是较好的选项，协议内容应该允许公开讨论，这样普世教会也能了解中国教会的状况。
意大利中国问题专家、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郗仕（Francesco Sisci）则认为，不公开协议内容可以避免各种争议。郗仕表示：“很多人一直说要公开，我认为协议保密是正确的。因为这很敏感，所以不能公开讨论，这会引起争议。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这样或者那样，这样就给了争议空间，事情会弄得一团糟。”
郗仕表示，梵蒂冈与不同国家签署的协议都有所不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教廷希望让协议保密，因为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给中国这么多，自己得到的却那么少。
临时协议范围
根据公开报道，梵蒂冈与中国签订的协议集中在主教任命议题方面，不涉及建交，而从签订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官方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主教获得了教廷的承认。教廷声称签订协议目的在与促进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的融合，但不强制要求地下教会成员加入官方教会。然而，中国当局在签订协议后，强制地下教会成员加入官方教会的报道时有发生。
英特罗维吉介绍说，由于梵蒂冈与中国的协议内容不公开，协议是否仅仅只包含主教任命条款，而没有其他方面的规定，外界并不知晓。英特罗维吉表示，“该协议的再次续签，迎合了中国当局关于宗教自由的宣传，中国当局会说，教廷承认中国有宗教自由，然而仍然有神父和主教遭到关押，教廷没有把释放他们作为续签协议的前提条件”。
英特罗维吉表示，教廷对中国天主教徒的保护极为有限，协议签订后，一些地下教会成员拒绝加入官方教会遭到关押，梵蒂冈对此也没有提出抗议。
英特罗维吉还提到，很多观察人士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2018年协议签订后，一些地下教会开始浮现，他们不同意此协议也不愿加入官方爱国教会，梵蒂冈虽然不鼓励这种情况，但仍然允许他们保持现状。
另一种情况是，协议签订后一些主教得到了教廷和中国当局的承认，当然大部分是受中国控制的，原来的地下教会成员开始参加公开活动，假设协议不续签，他们再次回到地下状态，现在中国当局已经知晓他们的存在，他们更容易遭到的迫害。
切韦莱拉神父表示，梵蒂冈与中国的协议仅涉及主教任命事项，宗教自由不包含在内，切韦莱拉神父表示，梵蒂冈意识到协议签订以后出现了很多问题，然而仍然有意与中国续签协议。切韦莱拉神父说，由于新冠全球大流行，教廷已经有两年多没有与中国接触了，现在双方的关系非常薄弱，教廷希望与中国重新建立联系。中国方面最近两年通过网络与各国会谈，但是跟梵蒂冈连网络会谈都没有。
观察梵蒂冈与中国对话的郗仕介绍说，最近两年梵蒂冈与中国没有展开对话，郗仕对于协议续签持乐观态度。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协议签订后，双边关系有一定进展：“进程很慢，但是有一些进展，尽管中间有一些小问题，比如最近任命了中国的主教团主席，爱国会主席，至少两者的任命没有违反教廷的意愿，双方对人选都感到满意。”
8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天主教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选举出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会议强调爱国主义和天主教中国化，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思想，团结领导广大天主教人士。会议总结了中国天主教会过去六年的情况，却只字未提梵蒂冈与中国签订的协议。
教会的“中国化”
中国当局近年来在宗教政策方面强调“中国化”，本土产生的道教和已经扎根中国上千年的佛教也是当局实施“中国化”的对象。最近几年，中国很多地方的宗教场所都被要求必须悬挂五星红旗，当局的宣传标语和政治口号，一些教堂寺庙书架上被要求摆放习近平著作，网络上频繁传出教堂里唱红歌，和尚走正步升国旗此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视频。
郗仕表示，“中国化”对于教会在中国的生存很有必要，教会有必要遵守中国法律，天主教人口占中国人口比例很少，教会的“中国化”还不够。
切韦莱拉神父指出，天主教会在中国传教当然要尊重中国的文化，而中国当局所说的“中国化”实际上是中共的政治宣传。切韦莱拉神父表示，教会承认中共及其政权、承认习近平作为政权的领导都没有问题，就像教会在其他国家承认当地政权一样，然而教会是一个精神团体，支持某一个政权，甚至配合政权的政治宣传，这不属于教会的职能范畴。
反对之声
梵蒂冈与中国的秘密协议招致了教会内外的反对，批评者认为协议内容不透明，且无助于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实际上，在协议签订前一年，就有传闻说双方可能达成协议，为此梵蒂冈方面数次派代表团前往北京，梵蒂冈高层人士的一些说法就曾引起争议。
2018年初，教廷宗座科学院院长索隆多在访问中国后盛赞中国是“非凡国家”，索隆多指中国在维护人类尊严方面，比很多国家做得还要好，他盛赞道“中国没有贫民区，没有青年吸毒问题，有积极的民族意识”。《亚洲新闻》前总编辑切韦莱拉神父当时特别撰文回应索隆多称赞的中国不存在，并特别指出当年冬季北京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的事件。
切韦莱拉神父指出，协议签订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教廷也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协议唯一的进展就是任命了教廷和中国双方都认可的主教，但是这一进展非常缓慢，中国目前需要大约40名主教，而现在只新任命了三四名。此外，中国当局还强迫地下教会人员加入官方教会，有些地下教会神职人员拒绝加入官方教会，最后只能离开教会，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
切韦莱拉神父表示，中共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宗教，很多神父被要求签署同意书，承诺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教堂，这与中国当局所说的“宗教自由”明显不符。 韦莱拉神父还指出，中国当局出台的各类繁杂规定实际上是限制宗教的发展，新建教堂不光要求各类繁琐手续，而且批准的概率极低，最近出台了《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有天主教徒试图向当局登记以取得宗教网络服务许可证，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批准。
切韦莱拉神父表示，协议签订四年以来，教廷没有讨论宗教自由问题，此外关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地位问题也没有讨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章程》第二条规定“本会是由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自愿结成的爱国爱教的群众团体。”实际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为中共统战部管辖的事业单位，其人员招录考试流程参照公务员考试。
教廷对陈日君的沉默
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是最激烈的反对者，陈日君曾前往梵蒂冈向试图向教宗陈情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但未获接见。今年5月陈日君被控香港国安法有关的罪名而被逮捕，他曾通过一个基金会向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被捕人士提供法律援助。
陈日君被捕后，梵蒂冈圣座新闻室表示“为此感到担忧，极度关注事态发展”。教廷国务卿帕罗林则表示，不希望因为陈日君被捕而影响与中国续签协议。德国枢机主教格哈德·穆勒（Gerhard Muller）公开批评梵蒂冈对陈日君被捕保持沉默，另外对陈日君即将进行的审判表示失望，他批评与中国续签的协议不符合梵蒂冈的国家利益。
切韦莱拉神父表示，尽管梵蒂冈高层对陈日君被捕保持沉默，不过在全球范围内各地天主教会对陈日君予以很大的声援，早前陈日君被香港警方国安处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拘捕，陈日君被指与外国势力“勾结”，切韦莱拉神父指，可能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反应，现在被控的罪名是未能遵循《社团条例》为其基金会注册。
英特罗维吉认为，梵蒂冈方面没有特别关注陈日君，他们将陈日君视为反对者。英特罗维吉表示，陈日君也犯了一些错误，他将自己局限于批评教廷的中国政策，同时在其他方面也批评教宗，例如离婚、同性恋的议题，这使他远离了教会内自由派的同情，陈日君更倾向于保守派，而自由派没有特别关注陈日君的处境，尽管一些自由派人士也支持民主、人权，反对中国的镇压。
英特罗维吉表示，梵蒂冈对陈日君的态度是仍然将其视为主教，但是是一名不受欢迎的主教，教廷在乌克兰问题和罗兴亚难民问题上做出过表态，但是没有在香港、新疆问题上发声，而最近联合国的报告指出新疆发生了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因此有人认为梵蒂冈与中国签订的秘密协议中可能有禁止梵蒂冈批评中国的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