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课讨论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历史的华裔教授何晓清，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出，作为一个寻求六四真相的研究者，她认为最大的困难不是对事实的争论，而是价值之争，即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大是否可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她认为，当今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知识分子沉默，都与89后当局出于执政危机重建镇压合法性的整套做法有关。
何晓清从2010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开设六四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讨论课，她认为历史真相不清并不是没有人愿意说，而是没有机会，“一方面掌握话语权的一方，他们的一个版本；另外一方面，就是学者、历史学家，包括亲历者、天安门母亲，他们的说法，可是这个说法往往就是声音没有发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就需要好好地寻求这个真相。”
最大的困难是价值之争
但是何晓清认为，最大的困难并不是事实之争，而是价值之争。 “后八九以后，这种镇压合法性、合理化问题，就是说，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国家强大可以牺牲人的生命的这种做法，这种价值影响了后八九这年轻的一代，或者甚至是不止年轻人，还有很多中国人对自由、民主这些概念的看法。”
虽然在开课过程中曾遭遇“爱国”愤青面对事实仍选择相信政府的说辞，何晓清仍然认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独立思考的批判意识。 “我相信，如果真正给他们这个机会，接触到这些真相的时候，他们也会重新思考一些问题的，就是说，你可以不同意我，我也可以不同意你，但是我们必须有这种公开讨论的自由，这种言论自由，这种知情权。”
出生于广州，89年民运时还是个高中生的何晓清就加入抗议行列。那场运动影响了她对生活的选择。2002年她辞去了国内舒适的工作，到加拿大读教育硕士和博士；2008年继续到哈佛读博士后，然后在那里开六四历史研讨课。
恐惧源于对家庭朋友的爱
何晓清承认，在当前的政治专制高压下，恐惧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海内外的历史研究者， “这些年来我看到在这些问题上，大家都在挣扎，很困难。不是说我们没有话说，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更重要的就是大家都有顾忌，这个顾忌，这种很深的恐惧，可能大家没有在发言中讲出来，但是，就是很深的恐惧，或者是自我审查等等。可能都来源于我们很深的对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对我们的朋友的这种爱，就是说，当我们要在恐惧底下做研究的时候，这种影响其实是很深刻的。”
今年六月底在洛杉矶召开的文革50周年研讨会，组织者对所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与会者，均在他们抵达美国后才公开他们的姓名。10年前在纽约召开的那次，因为事先公开了姓名，导致被邀请的大陆学者几乎全军覆没，被当局挡住无法成行。
什么都不做就什么也不会改变
何晓清表示，看到那么多海内外同道聚集一堂参加像文革讨论会这样的活动令她备受鼓舞，“可能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什么都不能改变，但是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不会有改变，可是我们大家都做一点点一点点，那最终就会有一个更加好的明天，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中国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历史，才会有未来。”
2014年六四25周年时，何晓清出版了《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一书，通过采访当年的学运领袖王丹、沈彤和易丹轩，以及讲述自己的故事，追寻八九前后个人生活轨迹的演变。
2015年何晓清转赴佛蒙特州圣迈克尔学院任历史系助理教授，继续开设天安门研讨课和中国人权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