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用相机记录了文革的摄影师李振声37年后在纽约出版了《红色新闻兵》一书，随后的十几年里，他的文革照片像出土文物般日益受到历史研究者的重视，他本人也因用图片为那段大历史提供了见证而蜚声全球。
李振盛1963年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 在黑龙江日报任摄影记者记录文革时他26岁，出版《红色新闻兵》时他63岁。现年76岁的李振盛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披露了自己“大器晚成”的原因：他很早意识到一个摄影记者应该用相机记录历史；他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就立志要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
他说，当年他到报社后在第一篇日记里就立下誓言：第一，绝不老死黑龙江，第二，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文革中他的这篇日记被抄成大字报批判，但“越批判我越记住了自己的誓言，二十年内要离开黑龙江，三十年要游走世界”。他说，“原来鬼使神差的两个誓言，后来因为天助神佑居然都做到了。”
谁是他的天？谁保佑了他？从他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中读者也许能找到答案。以下是专访实录：
问：今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50周年。现在你已经成为中国文革图片的代表人物。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是在什么时间点上觉得要用相机来记录文革的？想想那个年代，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相机又那么稀有，你是怎么想到做到这点的？
李振盛：文革开始时我是26岁的年轻摄影记者，拍照采访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我在文革开始时，人们在欢呼，包括我在内，我为什么感到兴奋呢？那时大学生毕业到机关工作带有原罪性的帽子，就是所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没当过工农兵，没锻炼过。这个帽子不重也不轻，反正有什么事总让你去锻炼。我参加过户口普查、两期四清，后来赶上文革，心想，这是摘掉“三门干部”帽子的好机会。毛泽东说，文革的目的是反修访修，文革的歌里唱道“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文革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我想，在文革中我肯定能摘掉“三门干部”的帽子了。
文革十年拍了10万张底片
但后来我发现文革批斗革命老干部，尤其批省委书记任仲夷，他跟新闻界混得特别好，但被批得很惨，我觉得不人道；又看到哈尔滨一个东林教的喇嘛台被拆毁，还看到极乐寺的和尚被批斗，我想宗教也是文化，这不是在促进文化大发展，而是在毁灭文化呢。所以，我从那时开始产生动摇了，从原来衷心拥护，后来就产生动摇，促使我去多记录，尤其那些负面的东西，不见报的东西，我都把它记录下来。久而久之，文革十年以后，按照报社发的胶卷数量来计算，拍了大约有10万张底片。
问：那时你有没感到这样做很危险？
李振盛：有。当时报纸规定只能发正面的、歌颂的、拥护的场面，学毛著的场面的照片。凡是负面的，批斗啊、游街示众啊、戴高帽啊、抹黑脸啊、抄家啊，一律不准见报。所以在我们摄影记者中有这样一句话，说要拍有用的照片。所谓有用就是报纸能用。报纸不用的就叫没用。那么我就在拍有用的照片的前提下，拍了一些没用的照片。
拍没用的照片是很犯忌的。我经常被同事举报，说他又拍了一些没用的照片。因为我们拍的胶卷，底片放在烘干箱里，大家的底片都在那里烘干，一看，小李，你又浪费胶卷了，向总编室主任去报告。领导就找我谈话，你怎么总浪费公家的胶卷，拍没有用的？所以拍负面照片真的是受到领导不断地批评。我是表面接受，但是总是不改正。
正面、负面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呢？比方在一个大批斗的大会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批斗省委领导干部。这个同时有正面和负面的。魔鬼脸、剃鬼头那些就是负面的，其他摄影记者不拍的，为什么不拍呢？没用啊，肯定不发稿。我都把它拍了。
问：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摄影记者应该做历史的记录者
李振盛：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长春电影学院，有一位老师叫吴印咸，延安时毛泽东那些照片都是他拍的。后来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我们电影学院成立后请他来讲课。他讲的一句话对我印象很深。他说，摄影记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这两句话，见证人，人人可以做，只要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都算见证人。但你有记录的资料吗？我手里有相机，相机最大的功能是记录纪实，所以我就多拍了一些记录。我做到了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但又是一个历史的记录者。
记录的方式很多，文字记录，电台的人去录音，这也是记录，还有美术编辑画画，但最好的是影像，那时没有可能拍活动影像，那就是照相机，拍照片。所以当今就是一句话，说有图有真相。这个有图有真相的概念就是它可信。我的一生当中，吴印咸老师的教导影响了我的摄影生涯。
问：当时你想没想到过若干年后这些没有用的照片会非常有用？还是觉得先记录下来了再说。
李振盛：记录下来再说也是认识到将来会有用。不认为它有用，我就可能不那么记录了。我记录地很刻意，也很完整。每一组照片，比如剃鬼头，或者批斗资本家，我都从头到尾有一个连续的画面，完整的纪录。
这个完整的记录有的时候也很苦啊，比方说，我这个书里拍过的那个兴无灭资大会，就是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把那些资本家的证券什么东西都拿来烧。我看到两个造反派押着一个女资本家，挂着牌子，让她搬个椅子，以往都是摆好了，押上去，我就问今天怎么需要自己搬椅子？哎，这个你还不知道？ 资本家一向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劳而获，这次要他们自食其力，搬椅子上台，站在椅子上挨斗，然后再搬着椅子下台。他一说这话启发了我，这是一个小题材，真是一个小题材。我就盯着这个人，搬椅子上台我拍了，后来站在椅子上挨斗也很快拍了，但是搬着椅子下台要等大会结束，三个小时以后，我们的同行通常在那个时候就说，早点拍完回去有稿发就行了，咱们喝酒去。我说，等等，我要拍资本家搬椅子下台。我就苦苦地等，等到她下台，拍到了，三张照片，搬上台，批斗，搬下台。应该说我是在有意识地在做这种记录。
文革后来发展到我的亲属家里发生被迫自杀的现象，包括我太太的父亲；后来又发展到我也被批斗了。当革命张开了血盆大口要吃掉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我还能拥护它吗？我还能继续欢呼吗？所以，我记录的轨迹就更加深了。有用是肯定的了，但是有什么用不知道。但是相信将来会有用的。
问：谈谈你是怎么到美国来的？是怎么出这本书的？
经刘宾雁介绍获哈佛邀请
我1996年到美国来的。之前1988年12月我收到哈佛大学访问讲学的邀请。第二年发生了六四事件，这事就放下了。到1996年哈佛大学又重提邀请。哈佛大学怎么会知道我呢？是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大记者刘宾雁在美国访问讲学，在哈佛讲文革。哈佛的文革课要上三年，而中国的中学生一堂课就带过了，一堂课讲十年，还要讲它的伟大成就，比方氢弹在文革中实验成功，就是文革的伟大成就。那时允许见报的东西用一句话概括就叫到处莺歌燕舞。
刘宾雁在1979、80年之间到哈尔滨采访他后来写的《人妖之间》，主人公王守信是哈尔滨一家煤炭公司的经理，我和他一起采访，他住在我们报社很简陋的招待所里。他知道我手头有一些文革的照片。他本来讲学结束要回国了，他就向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推荐了我，让我讲一讲一个记者眼中的文革，用图片。刘宾雁他拿不出图片来，他就是自己的感受，理性的东西很多；我用图片更直观，就这样邀请我了。
后来我到96年才成行。这个过程又很曲折。那时办因私护照办不了。我到北京市公安局边境管理处去办，处长跟我说——因为我所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是公安部办的，算是同行——你这个得到部里去办因公护照，我说怎么可能让我去讲文革呢？他也肯同情我，说，你多大年龄？我说50多了，工作多少年？我说35年了，他说，那行了，你要提前退休，你符合提前退休的标准，过50岁、工龄超过35年就能退休，退休后就可办因私护照了，这样我就提前退休了，本来我要2000年退休，我是1940年出生的。就这样我就跨出了国门，来到了美国。
第一次来我一张底片没敢带。因为我不知道跨出国门是什么个状况。再来时就试着带一点底片，还不敢放在行李箱里，把底片放在太太手提小包的底下，上面都是妇女用品。一带没事，好了，往后口子越开越大，我就陆续带，带到这里有三、四万张底片，当时存在了法拉盛的亚细亚银行的保险箱。亚细亚位于最低处，几次下大雨，我恐怕淹了，就换到汇丰银行的大保险柜里存着。
问：你的书是2003年出的？
要出一本500年后仍有人看的书
李振盛：2003年。这个书编了将近4年，编得我很痛苦。异国他乡编一本书，（《红色新闻兵》画册，2000年1月——2003年9月英文版）我原来想3、5个月足够了吧。我还经常愿意开玩笑，我编这个书一年不行，两年也不行，三年还不行，编得我十分痛苦。这个编辑罗伯特·普雷吉是一个世界上也是个图片的头号编辑（Robert Pledge，Contact Press Image），很有名的一个编辑，做事十分认真。我在中国摄影界都知道李振盛是很认真的，我在这一看，我的天哪，我的认真和他一比啊，完全是小巫见大巫。把那底片三万张，一次一次地看，看了5遍。第一次每个底片上，他看中的贴上一个红点，过两个月他说我再看一次，还得全部看，又贴个黄点，又过一段还要看一次，来来回回看了5遍，上去贴了3个点到5个点，有的一个底片上贴了三四个点，就是每次看这个都是可以的。有的就贴一个点或两个点。他把这个底片在这个透写台上一张张拿出来，放大镜在那看，灯光透写台上看，等于看了15万次，三万张看了五遍嘛。就这么样编，编得我十分地十分地痛苦。有翻译，一个很有名的翻译是联合国中文处的姜戎参与了书的编辑工作，做翻译，有时候我女儿做翻译。
他深深地感到我的不耐烦了，他就有时候休息、喝咖啡，他就跟我说，咱们编这本书是编一本好书，你要耐住性子、不要着急，编这本书呢，是让将来100年、200年以后还有人要读的书。我心里说，你别拿我开涮了，中国的编辑谁会编一本书想要100年200年以后，除非几大名著。后来就这样劝我，后来我也不信。后来英国费登（PHAIDON）出版公司的总裁到纽约，他在纽约有一层楼，就是费登出版社，后来跟我见面谈这个书的时候，我说，罗伯特·普雷吉说，他在编一本100年、200年之后还有人看的书。那个总裁笑了，他说，错了！他一说错我很高兴，普雷吉紧张起来了。他说话大喘气，他说错了，100年、200年有人看得书我们不出，我们出的书是300年、500年之后还有人在读的。后来普雷吉蹦起来了，说我还少说了两三百年呢。
问：你后来感到普雷吉说的有道理吗？
文革也是个大历史
李振盛：有道理。慢工出细活也好，因为他毕竟没在中国经历过文革，他当时把美国所有的关于文革和中国历史的书都买来读，比方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书，我的书是史景迁做的序啊。后来我也想通了，因为编的是一段历史，而且这个历史又不是小历史，也是一个大历史。这个大历史的概念就是，世界人民都关注这件事，中国人民更不用说了。现在国际上对这个书的评价很多，我也看不懂。就这样出了这本书。
问：介绍一下2012年到英国参加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举办的邀请展。
李振盛：英国的展览是把70年代——有个叫法，世界上12位摄影大师邀请展，他们有的过世了，有的卧床不起了。普雷吉说，英国方面说，一定要去出席开幕式。能坐飞机到伦敦去出席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南非的大卫·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号称南非摄影之父。我在中国是很不受待见的，因为我搞这个不是主旋律的嘛。我们俩出席了开幕式，其他的都到不了了。
所以在那里我展出的，除了我收藏的当年的个人资料、自拍的相册都在玻璃柜里，墙上就是5米多长的接片，现在叫全景图。当年我是学电影的，电影画面的构图，推拉摇移，这种活动性的、区别与静态照片的那种构图手段。我搞摄影时就想，怎么就不能把摇镜头的手法用在，因为我用的是标准镜头，我有个同学在新华社，他们有一个140度的摇镜头，一按快门，镜头从这个角移到那个角，出来是个长胶片，我在省报没有这个条件。当然他那个出来的效果也不好，太广角了，透视效果没有冲击力，我用标准镜头我就想，摇镜头从这摇到那，那么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五张底片，120的6X6厘米的底片，接起来，接好了以后就是一个很大的照片，一个场面，很有视觉冲击力。
中国人最瞧不起中国人
我的经纪人普雷吉看了介绍很震撼，他说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人像你这样拍。他经常被邀请到中国参加影展，他说，你在世界上你的名气比我响，为什么中国不邀请你呢？我说把你的脸换给我，那我在中国大地上就平趟了。因为中国人就是这样，国际摄影节已经邀请几个国际的蓝眼睛大鼻子卷毛头的人来，我这个中国面孔邀请，你是，就是你有这个位子人家也不大认你啊。请个中国人干嘛呀？我不明白，我说你假装不明白，为什么请你，就是因为你是个洋人。我哪怕不是个中国人，韩国人，或者是日本人，新加坡人，也是一个大师，国际大师，但在中国，大家最……中国人最瞧不起的就是中国人。
所以后来我这个接片、全景图被证明中国和我这一代人没有拍的。我的同班同学按说也是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的吧，他们还问我，老师讲这个课了吗？老师没有讲过拍接片，我说，是没说过，这就得用上那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问：你曾说为了保留底片把它藏起来，是什么时候？怎么回事？
李振盛：那是文革的前三年，66年开始文革，67年、68年。现在国际上对文革到底是哪几年有不同说法，一种是三年说，所谓三年说就是66、67、68。我的负面底片就是那三年拍的。后来再要找那种场面也没有了。我在这里说说我在文革的一点经历。我当年采访最大的问题是群众集会时，只要有人拿起相机拍照，任何一个红卫兵就会上来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省报的，记者证，糟糕了。当时党组织除了党中央是红色，其他各省省委都叫黑省委啊，全是黑的，17年的黑线嘛。黑龙江本身就带黑字，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拍我们的照片准备秋后算账。这说明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文革前已经搞了历次运动了，都是鼓励大鸣大放也好，说心里话，但最后就算账，所以群众都害怕这个秋后算账。
后来我看到会场上只要带着红袖标的，不管是那个组织的，都可以顺利拍照。一看到你带着红袖箍，那些人就认为你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没人问你。我就苦恼了，我没有袖标。我们报社编辑部成立一个红色造反总队。我所在的组5个人，组长副组长都加入。我们申请都不吸收。尤其我，他们认为是保守的，不可靠。
当过造反派也挨过批斗
总编室的副主任，总给我派活，老记者都不愿意去，报纸也不发稿，那时也取消了报纸的署名，本报记者摄，这样那些老记者们就说，小李啊，你接受党的考验，多干吧。我那时渴望入党啊。所以我说，远主任，你袖标借给我用用吧。那不行。开始我偷偷借了一个工厂赤卫队的袖标。后来我想，申请成立组织又不需要报批谁啊，我说这样咱们成立一个组织吧，拿起收发室的登记表，写了一个成立公告。串联了根红苗正的7个人，6男1女，女的后来就是我太太。叫红色青年战斗队。我开篇两句话，革命不要谁批准，革命的路靠自己走。还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响。当时正赶上一月大夺权，哈军工夺权，毛说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里，我们人少得不能再少了。我们就成了支左支持的一派，成立新生的革委会，我还进了革委会，要我当革委会副主任。后来我一想不行，我不能干这活，干这个活我就没法照相了。我推荐了别人干。后来我选择当常委，主管办公室，为什么？因为有两个秘书，他俩盯着，我就可以出去照相了。
现在有些人攻击我，在网上骂我，说他是个造反派，造反派头头，当了常委。我本来可以当副主任的，是我推掉的。他们说，什么人能拍这个照片呢？造反派才能拍。纯粹胡说，那时只要有相机就可以拍照，谁都可以拍照，带上袖标更可以拍照，记者反而不行。我说我是造反派，我说我当过造反派的头儿，就是成立个七人组织嘛。反正只要你事情做大了，你做成了，一定是招来这样那样的骂声。骂就骂吧。
问：为什么要把底片藏起来呢？
李振盛：到了1968年在报社的派性斗争中我这派失势了。就是报社有些支左的学生他们都都想留在报社，常委会讨论时我主张可以留，但要专业相对对口，这样对立派常委策动学生，说我反对红卫兵小将、攻击省革委会、攻击三红：红卫兵小将、红色新曙光等，我挨了批判了。我感到不妙，我将要被打倒了。68年春潘复生革委会主任掀起了反右倾运动，我们大祸临头了。原来每次我每次都把负面底片装在底片袋了，正面的还挂着，放在我抽屉的隔层、暗层里。这时我就把负面底片从办公室和我爱人下班后装包里带回去。从68年10月开始，对我的批判大字报贴满报社，把我的日记都炒出来，包括我说的绝不老死黑龙江，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说我是比鲁迅笔下的狂人日记还要狂。
地板下藏底片躲过抄家
我住在老毛子（指俄国人）建的平房，底下的夹空很高，地板是很厚的松木，上面又铺薄薄的硬木，在一个角上锯开一个洞，想往哪儿放呢？抄家是无处藏无处躲的，我预料会被抄家的。
锯了一个书本大的口。要现在锯的话用电钻，那时没有啊。你不用电钻，就给你个锯，你从哪儿入口啊？真的很费劲。慢慢磨蹭磨蹭，锯了一个多礼拜，就这么大个口。另外我想不能直的锯，得斜的锯，为什么？直的锯，板往上一放，掉下去了，斜的锯就可以放上去。
我太太，那时叫爱人，不能叫太太，她就在窗口，一楼嘛，不是楼，是平房，一个15平米的房子，她就在窗户那看着，一有人走过，我们去公共厕所要路过我们窗户，马上停止，因为有声音。我当时锯的时候就说了，渣滓洞那些想监狱里的人想出来的时候，就锯那个铁窗子，就是用那个铁杵磨成针的精神来做，锯了一个多礼拜，锯开个口。到10月份的时候吧，就把大约有2万张负面底片，现在那个凤凰卫视前两年做我的节目时说10万张底片埋藏在地板下面，40年后一朝曝光轰动世界，那10万张多大地方，其实就是那么一部分底片，不是照片，底片不占地方嘛，后来这么包起来。
除了这个以外，还把一些抄家犯忌的东西，也放里头了，比方说我是集邮爱好者，收藏邮票的专题是文化艺术类的，其中作家、诗人、画家、名画、音乐家，有那个大邮票，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他画那个《裸体的马哈》，三张挺大个儿的邮票，也放在里面了。还有我妈给我的两块银元，一个是小脑袋蒋介石，一个是大脑袋袁世凯，那时抄家也是不得了的，蒋介石头像你还留着，所以就把这些东西包起来，那时没有塑料布，用的是我儿子的黄尿布，油布吧。
12月26日我真的被拉到大会批斗。那天是毛75岁生日，那天晚上我被批斗了6个多小时，达到第二天凌晨了，批的时候说，首先是公布，得定个罪名，我父亲党员，我哥哥烈士，历史反革命都定不上的，给我弄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咱不是。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像我搞四清时，把那老实巴交的农民最后定为漏划地主。地主是土改是划地主的嘛，为什么？他漏划了。漏划富农，还有的漏划右派，就给你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到了哪个程度呢？在批斗会上讲，他不是不想老死黑龙江吗？黑龙江这里有3200万人民，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你为什么不能老死黑龙江？如果他让我说话的话，我就会说为什么为什么，不让说话，低着头。再一个说，他说不学英语游走世界，就是想投敌叛国啊。那时的标准语言，和国外有联系都是企图投敌叛国。后来说，给你20年，广大革命群众，咱们看他能不能离开黑龙江，给他30年看他能不能投敌叛国。如果没有批斗会上给我限定日期，20年、30年，我说我一定要，咱不用唱英特纳雄耐尔，也一定要实现。后来我还真的经过自我奋斗、秘密奋斗，不做声不做响地，19年多，19年头上，我调到北京了，当时叫国际政治学院，后来改成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教书。我终于不用老死黑龙江。
30年后，也真的我到了美国来了，96年嘛，我这两个誓言都兑现了。在哈佛大学做两次，第二次做影展演讲的时候，那个中心的主任宴请我，我的经纪人普雷吉在场，他说，你千万别学英语，我说怎么了，我学是我的权利啊，他说，你学了英语，一个吉尼斯纪录就消失了。
好人李明达37年守口如瓶
那么埋底片的事情就是这样。埋底片的事情，国际上尤其澳大利亚有一个人，都质问我啊，说这是你们夫妻俩知道的事，无以为凭，就说李振盛在编故事，编吸引眼球的故事。其实我有一个见证人，唯一的一位见证人，就是香港公共电视台要跟着我到黑龙江去采访这个人。
当时68年底我们挨斗、抄家，那时箱子柜子全打开了，我那个板子的洞口压上了一头沉（三屉柜子）。抄家时抄走了很多东西，我的邮票啊，12月26日凌晨，押着我坐吉普车，都是要搞突然袭击的，打你一个措手不及，其实我早有预谋，已经坚壁清野了。后来到我家抄了很多东西，但是那个地方没有抄，也没想到会埋在地板底下。
1969年，把我们夫妻俩被打入另册，要下放，发配到57干校。中国第一个五七干校是黑龙江庆安县的柳河五七干校，毛泽东批示的。我去五七干校前，这真是很没人性的方式，我孩子一岁，68年10月生，69年还不到一岁就送到山东老家让奶奶带看，都还没断奶呢。我们俩下五七干校，知道就是扎根农村干革命一辈子了了。我当时一想，我的底片怎么办呢？我们俩就犯愁了，想托付给谁？这得托付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哪。
我们在文革前参加了四清运动，接触了一个比我年龄大八九岁的一个人，他叫李明达，后来把他请到家，我说明达大哥啊，我搬开了一头沉，起开了那个洞盖拿起来，给他看了那个包，他说，这是什么？我说这都是给文革抹黑的一些底片。他说，抹黑的你留着干啥？我说，大哥，这个有用。他说，有什么用？那时文革还没有被否定。我说，一定有用，但有什么用我说不清楚。他说什么意思？我说，到五七干校经常发生工伤事故，伤亡啊，我说，如果我们俩万一发生生命意外，请你记住这个角落有着一包底片，拜托你拿回去放着。他就说不会的，不会的，我说，不，这得做好万一，他感到我很凝重，像刘备托孤托付给给他了，后来他说，好吧，你放心。这个人真是很厚道的一个人。
文革后他升任黑龙江日报机关党委书记了，这件事他仍然守口如瓶37年，在那个年月，什么状况啊？甚至在厕所蹲着听到隔壁有人说了什么了赶快去报告，立功表现嘛。一直到10年前NHK到哈尔滨去拍纪录片时，制作了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文化大革命——40年后的证言》，他才当着镜头说出了这个事来。所以有媒体说好人李明达，保持了高贵的沉默。我说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哪。我在我的文章里博客里都感谢了好人李明达。我希望你们把这个事说出来。
文革中妻子举报丈夫“大义灭亲”
那个年月，巴不得，还有大义灭亲的。我给你讲个大义灭亲的故事。我当革委会常委兼办公室主任时，我们报社的一个老编辑，他们夫妻俩都是资深编辑。一个女编辑拿着报纸来找到办公室，说振盛同志啊，这是，打开报纸给我看，报社的废报纸嘛，上面印有毛主席的像，有一滩小孩拉的粪便，这是她丈夫用报纸接了小孩子的大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住的公共走廊、筒子楼，厕所很远的，小孩尿尿啊，或大便啊，就用报纸包一包，当垃圾扔了，家家都这样，你看，明明有毛主席像，他让我女儿在上面大便，往往都是，我问他丈夫了，来不及选择报纸，快便了，只好拿一张报纸铺下了。
我跟她说，我知道了，其实家家都这么做的。有的家都把小孩子屁股都被报纸的油墨给淹了。我说，行了，我知道了，就这样吧。她说，不对啊，我来举报，你怎么这个态度呢？我说，你让他怎么办呢？我说，要我怎么表态呢？我说家家都有这事啊，家家都这么做不都成反革命了吗？ 她出了我办公室后去找军代表了，一把手，军代表都是抓阶级斗争的高手啊。好，小孩的粪弄在毛主席的像上，那时的报纸没有毛像的很少啊。后来就定成反革命，就为这事被判了18年，反革命啊，侮辱毛主席啊。我当时说，他这个事做得不对，哪一天我狠狠地批评你丈夫，她说不行。妻子告丈夫，这是我亲历的事情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好人李明达，对我的事情我托付他做到了守口如瓶37年，也是人性的光辉啊。
视频:专访《红色新闻兵》作者李振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