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名示威者来到巴黎市中心的人权广场，用标语牌和口号表达对11月底在中国大陆各地发生的抗议活动表示声援和支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法国大学上学的大陆留学生，多位受访者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街头抗议活动，是国内在街头发声的学生们给了他们这样的勇气，让他们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声音。
21岁的子子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留学生。她用帽子、潜水镜和口罩将自己的面部捂了个严严实实，手里拿着一块手写的标语，上面写着“民主（人民主权），民意（表达自由），民生（结束清零）”，以及法文“À la volonté du peuple!” - 那首来自音乐剧《悲惨世界》，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占中运动中被无数次传唱的歌曲，“可听到民众的呐喊（英译名：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子子是上海人，来法国两年多了，她告诉我这是她来法国后第一次参加街头抗议活动，她心里也有紧张和害怕。但她说，“清零政策已经令我无法忍受了。抗议运动的导火索是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火灾和在火灾中丧生的生命，后来全国各地爆发的各种各样的抗议，都是为了声援这次事件。但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长时间的清零政策导致的，所以我们要站起来反抗这一点，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我们必须要站出来！”
子子说她在国内上初中的时候就感觉到这种政治性的压抑感，“我觉得我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我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 并且在她身边的朋友圈里，有一半的朋友是和她有着类似的感受，“每个人的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会像我一样站出来愿意反抗，愿意发声，但有的人只是觉得生活有压抑，却并不想为此作出改变。”
小刘、小王和小宋是法国一所美院的本科生，他们结伴驱车4个多小时来到了巴黎，参加这场集会。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街头抗议活动。
小刘表示，自己挺紧张的，“因为不太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问她担心什么，她说：“比如说自己的家庭，自己以后的工作什么的，然后就是（国内的）家人的问题”。
小刘说此前看到各种铺天盖地的新闻时，虽然也有愤怒，也有很多的想法，但多是局限在自己朋友圈，或是小范围的内部交流。“但我们都被上海人民站出来这件事打动了，紧接着就是北大清华，各地的学生都站了出来，各种发声。我忽然就觉得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是有责任去这样子去发声，去呐喊的”。
小宋则表示，他一开始没有预料到在国内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但“国内那些老百姓给我们很多的力量，他们为自己的权利做出了努力。我们就想，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在这里生活，能够感受到这种自由带来的快乐。你能为你自己的权利发声，为自己的想法发声，对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而发声，我觉得很好”。
同行的小王也有着类似的想法。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最主要的是看到国内有很多人在高压之下，还能站起来去做一些事情，去反抗一些事情，我很佩服，也很感动。我身处的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里面，如果我不做些什么的话，我觉得就有点不太对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个人信息的女留学生手持着两张写满红色大字的标语，一张标语的下半部分写着“政体不改，暴君不绝”。她说：“我有太多话一直都没有办法说，我有太多太多觉得很委屈，很冤屈的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在中国公开地说，我忍了太久了，我有太多话想说了。比如，我希望集中营可以停止，停止种族灭绝；我希望言论自由，我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可以让女权人士，让所有女性可以有尊严、自由地活着的地方。”
对于为什么之前会忍那么久的问题，她回应道，“因为我害怕。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再也不见家人、不回国的准备；我也害怕我说出来没有人回应我；我害怕做一些无所谓的牺牲。我现在也是害怕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怕了。我看到南广跟清华的女生，我觉得她们在国内都可以一个人拿着白纸站在学校中间，我还在怕什么呢？”
同时她也表示，“担心在这里被人认出我是谁。我也担心这次活动会变成一场分裂的活动。不管大家支不支持所谓的港独、藏独、新疆独立，但我们都是因为觉得不公，觉得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不对，所以我们站出来”。
当然，集会现场的气氛也夹杂着戒备和不信任的空气。
我找到了一位手里拿着“我不想要一个我永远回不去的国家”标语牌的年轻女士，当我拍完了她手持标语牌的照片后，告知记者身份，想问她几个简单的问题时，她身旁的一名男性同伴过来告诉她，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采访随即结束，这几位年轻人的小群体开始和我刻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我想问的问题其实就是，“来参加活动，你们是否有担心和害怕”，她们的行动已经给了我最好的回答。
即便集会的现场就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地，这里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度，即便几分钟前，这群年轻人也一起振臂高呼着要这些自由，但”担心、害怕和恐惧“，这些真实的负面情绪或许是挥之不去的。
我找到了在集会中央带头喊口号的年轻人，他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带口罩或遮挡自己的面孔，我很喜欢他在会场中央的那股无所畏惧的姿态，我也很想问他，是否有担心和害怕。
“你好，我刚刚看到你一直在那里带头喊口号。我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你有记者证吗？”
我得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回答。我当时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职业身份的资料，因为在欧洲进行街头采访时，我也从未被任何一位受访者问及过出示记者证。
“对不起，我没有”，我答道。
“那就算了”。他快速地回答完，就回到了人群里。
我知道他的戒备是有道理的。此时，我也感到一丝庆幸，庆幸之前接受我采访的受访者们都选择去相信我的身份，选择去相信一个自称记者的陌生人。我很感谢她（他）们的善意揣测，让我的采访得以顺利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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