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周以来，台湾民众组织了小规模的集会，声援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反“清零”封控政策的抗议，这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范围最大的公民抗议活动。
约100到200人参加了在台北自由广场和国立台湾大学的集会，其中多数是学生，但也有政治意识较强烈的民进党成员、支持台湾独立的活动人士以及那些与香港、西藏和中国边远西部少数民族维吾尔人有联系的人士。
对于组织者和参加者来说，集会的主题大多集中在中国严厉“清零”政策下受到侵犯的普世人权与民主。活动组织者、大学生林庭妤(Angelina Lin)指出，周日在自由广场的集会重在显示世界上每一个公民都享有人权。
这些集会的参与人数和包括乌克兰战争在内的其他议题的集会人数大致相当，但是大大低于2019年夏季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游行，当时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台湾民众参加。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研究台湾政治运动的助理教授南乐(Lev Nachman)说：“政党和最著名的活动人士都表达了声援，甚至有(前执政党)国民党的成员，包括前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当然还有(总统)蔡英文。 这让人想起香港，当时各个党派都表达了对抗议活动的团结和支持。”
他表示，把支持转换为实际的集会变得更加复杂了。南乐说：“政党层面上的支持不一定会向下渗透，转变为公民社会的支持。就像香港的抗议一样，我预计台湾的声援抗议也会千差万别，但我也预计至少会有相当大片的公民社会表达强烈支持。”
他说，这次的支持声浪比较低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自从民主化进程以来台湾人身份认同的上升，这种身份认同认为，中国和台湾尽管有深厚的文化、语言和历史渊源，但两边各走各的路。
1940年代末中国内战结束，统治大陆的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后，台湾保持着中华民国的正式国号。 几十年来，台北曾声称代表整个中国，甚至在1945年至1971年期间拥有联合国的席位，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联合国席位，台湾失去了代表权。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台湾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正处于一党统治的最后时日，同时面对国内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当时，国民党将天安门示威活动描绘成一场全中国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
这一次，民主台湾时代的国民党发出的官方讯息是，他们支持“自由和人权”，并呼吁北京“正视民意，倾听、重视人民需求”。
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政治学教授特雷莎·赖特(Teresa Wright)表示，这种语气的变化是由于台湾在过去30年里发生的变化，台湾已从“准威权”政权转变为一个成熟的民主政权。
她说：“在1989年，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的敌人，所以中国的任何动荡都受到欢迎，并被视为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失败和国民党领导的制度的优越性——暗示国民党领导的政治制度理应成为全中国的政治领导。”她还表示，随着国民党与北京关系的发展，这些年来国民党“试图小心行事”。
与中国大陆抗议活动的距离也可能来自于信息的分享方式，最近示威活动的消息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的帖子分享的，这些帖子设法绕过了中国的“防火长城”，最终出现在推特(Twitter)和Instagram上。
相比之下，香港2019年的抗议当时有国际媒体的实时报道，也没有任何限制。即使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也让台湾人感到距离更近，因为当时他们自己也在经历要求政治解放的抗议运动。台湾学生举行了约2000人的声援游行，并且在1989年6月3日晚同大陆的抗议学生通了电话，就在中国当局向学生开火的几小时前。
民进党连江县党部主任委员李问(Wen Lii)在周日自由广场的机会上发言，他说台湾民众可能把他们的支持大部分从现实中转移到了网上，台湾当地媒体在网上大量报道了此次反“清零”抗议。
他告诉美国之音(VOA)：“我注意到很多媒体报道。我认为人们注意到了这是1989年学运后30多年以来首次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抗议。这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
尽管台湾对大陆抗议的回应的规模有限，但是在台北的中国大陆研究生莱斯利(Leslie)依然对此表示欢迎，她在周日的集会上匿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她参加了过去两个周末的集会，来支持自己的同胞，了解台湾民众对抗议的看法。
她说：“我想了解为什么台湾民众依然想要关注这些，还有他们的愿望。很多人并不在乎，我知道中国和台湾的关系有点紧张，所以他们不想关心中国议题，我能理解。”
她也指出：“但我一直很喜欢那些比较关心的人。我有朋友非常支持这个(运动)，还告诉我中国政府逮捕民众让他们很震惊、很愤怒。我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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