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刚刚过去。就在重阳的前夕，一位友人的葬礼在伦敦举行。这位友人的名字是 Jonathan Mirsky，中文是梅兆赞。梅兆赞1932年出生于纽约，70年代中期移居英国。去世的时候，享年88岁。梅兆赞先生将近90年的生涯当中，很多岁月都与中国相关。本来是要做一位中国和亚洲历史学家，但是“历史的潮流”将他推到了当代中国的风口浪尖上。梅氏的新闻写作以深刻、尖锐著称，数十年来享誉英美乃至国际新闻和研究中国的政治以及学术领域。他本人探索中国的历程，也颇具历史和新闻性。
十年前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随后被诸多网站转载的《从毛粉变为反革命》，叙述了梅兆赞探索中国的旅程中，1972年的那一段行程。
那篇文章里没有提到的，是1969年的一段往事。那一年，梅兆赞“伙同”另外五个坚决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美国人，漂洋过海，投奔共产中国。
他在发表于1969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经历：“我们乘坐的船从日本长崎出发，行驶了四天以后，距离中国17英里的水域，被中国海岸警卫队拦截。跟对方交涉了五天以后，被告知：毛主席不同意你们来这里，他老人家让你们打道回府，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家做斗争去。”
三年后，梅兆赞的“中国梦”终于得以实现。1972年三月，尼克松访华后不久，他和其他20几位年轻的、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美国学者一道，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去到那里进行了为期六个星期的访问，期间还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官员的接见。
1972年那一次行程期间，他已经看到现实版的中国与官方版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得知中国共产党大大渲染了其执政的功效，中国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像官方打造得那般幸福、美满，而且中共极其不喜欢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离开官方的剧本说话、行动。他仅仅因为比旅行团其他人早起，步行到市区，回到旅店后即遭到被中方人士反锁在房间内、被迫反省错误的对待。同行的另外一位年轻学者也对行程期间的一些见闻感到厌恶。日后成为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和编辑的里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回忆说：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党和毛泽东所表达的无限忠诚，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话，很不符合常理，如果每一个人都被迫这样公开表达，则无疑展示了“体制的恐怖”。
让梅兆赞和其他很多人彻底改变对中共政权看法的，是1989年在中国各地发生的民主运动以及中共随后的大举镇压。时任英国《观察家》报驻京记者的梅兆赞在1989年6月11号刊登在英国《卫报》上的文章中，描述了他目睹到的中国的两面：
“有这样的中国人，星期六夜间（1989年6月3号-6月4号）的屠杀是他们下令进行的，是他们驾驶着坦克碾过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是他们手持AK-47步枪对着医生和护士扫射的，是他们对被捆绑起来了的、受了伤的学生残酷折磨的。
但也有另外一些中国人，不认同残忍、暴戾的中国大众。过去几个月里，他们人数众多，政治敏感度高，坚持非暴力抗争；是他们将自由女神像运到天安门广场，并且解释说：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用一只手擎着火炬，中国雕塑的自由女神像用两只手臂高擎火炬，是因为在中国，捍卫自由乃更为艰巨的历程。在另外这些中国人当中，还有冒着立即可能被处决的风险而准许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带着摄像机到医院的停尸房去拍摄摞起来的尸体的医护人员，为的是让世界知道真相。”
1989年“六四”之后，梅兆赞选择了同后一类中国人站在一起，而且义无反顾。他坚信，前一类中国人显然代表不了后一类中国人；不仅如此，正是前一类中国人在剥夺后一类中国人的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结社自由。从那以后，他竭尽全力为后一类中国人发声，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他们的同情，对他们当中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士，表达由衷的尊敬，并捍卫他们的尊严，并且告诉他的读者：中共是以暴力来维持统治的，中国的大批民众不认同这一体制，尽管只有少数人公开这样讲。
梅兆赞的父亲，一位颇负盛名的美国科学家曾经在1930年代去到北京，帮助协和医院的建设。回顾1989年天安门事件，梅兆赞写到：在天安门广场遭到中国军队枪杀的人当中，就有那些在六四的第二天，从协和医院去到广场上救死扶伤的医生和护士。经历了那一场劫难，在梅兆赞的内心深处，中共的合法性荡然无存。
在那之后，他针对中共的历史，不断进行调查、反思，得出的结论是，在1989年六四之前，中共的执政记录已经问题重重，包括大饥荒、反右、文革，等等，反复见证了其执政的不合法性。
在发表《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梅兆赞记录了他与当时刚刚出狱不久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1998年在伦敦的一次访谈。
“我们开车经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时候，我指着该建筑对魏京生说：这就是你们国家的大使馆。魏京生哈哈大笑说：是谁的大使馆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的！”
在严辞批判中共的同时，梅兆赞也没有“放过”民主国家里他认为是绥靖的政客。他注意到，“八九六四”刚过不久，几乎所有的“外国政要”都勇于至少在口头上指出中共体制的问题，但是后来，一些人为了给他们与中共修好构造良好的环境，干脆说：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他在于2013年发表的一篇杂文中写到：“听到一些政客说：要了解中国，必须先要懂得中国拥有古老、漫长的历史和文化。针对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共乃反其道而行之，那些政客难道不知道吗？”
他还讽刺地说：叙利亚、伊朗也都拥有漫长的历史，怎么好像没听你们也以同样予以尊重的口吻来谈论这些国家呢？
与此同时，梅兆赞还指出，一些人经常说：在中国，没有人敢对政要提出批评，因为那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说，这些人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对相当一些中国公民不仅勇于针砭时弊，而且勇于把牢底坐穿，公然视而不见。
相对于那些认为中国人压根儿就没有挑战权威的勇气、压根儿就不渴望民主、从文化上藐视中国的“外国人”，梅兆赞亲眼目睹了中国民众、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甘愿以生命来捍卫人权，为自由而献身，他的感想是：在如此艰困的情形下，他们依然奋争，一波接一波；真不知道他们如何有这番勇气？！面对这些予以我们如此激励的中国人，我们如何能够不为之而感动？
1969年，在漂洋过海，“投奔”共产中国的那一次旅途中，梅兆赞心怀的一个理念，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他心中的理想国里，没有种族之分，机会和权利均等，包括在公众场合说话的权利、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他那时以为，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他想象当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造出来的政体，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八九六四以后，他心目中的兄弟、姐妹恰恰是那些在共产中国里敢于想象一个民主中国并由此而坐牢、以及由此而遭受痛苦和折磨的人。
2014年10月1号，已经将近82岁的梅兆赞，走出家门，去到伦敦市里中国驻英大使馆前面，融入到数千名抗议人士当中，声援香港的“太阳伞”维权运动。他对与会人士说：“我希望你们知道，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支持你们，不管身居世界何处，我们都站在你们一边！”
梅兆赞1932年出生于纽约一个颇为富裕的家庭。他一生的同情都是在劳苦大众这一边。在他辞世之际，中国境内依然是一党专政，但是他看到了中国民众的抗争，并尽其毕生之力捍卫那些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勇士的尊严。
梅兆赞的友人之一、著名中国文化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在得知梅兆赞辞世的消息后对美国之音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对自己过去认同的理念能够进行深刻的反思。
另一位研究中国政治和历史的美国学者梁思文（Steven I. Levine）是梅兆赞晚年的一位“笔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在认识梅兆赞很多年以前，我就已经在拜读他在《纽约书评》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了；要知道，在《纽约书评》上撰写中国评论的，都是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等顶级学者，而他们所有人当中，梅兆赞首屈一指。他的评论最为到位，文笔最为犀利。”这背后的原因，梁思文说，是梅兆赞对中国事务看得最为透彻。
认识梅兆赞以后，Levine说：“我们经常把自己写好的文章请对方指教；这一段晚年的友谊，我想我们两人都很珍惜。”
梅兆赞辞世之后，世界各地研究中国事务的学者以及报道中国事务的新闻界人士纷纷表达了对其的追思。
罗伯特· 汤姆森（Robert Thomson）如今是默多克新闻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该集团旗下拥有道琼斯、华尔街日报、英国泰晤士报等多家刊物和实体。1989年的时候，是他在天安门广场上将梅兆赞救下。6月3日夜间，时任英国“金融时报”驻京记者的汤姆森看到梅兆赞在不远处遭到中方武警的殴打，冒着生命危险，上去把他救下来，带着他离开广场。梅兆赞不只一颗牙齿被打落，一只手臂骨折。
在得知梅兆赞辞世的消息后，汤姆森从位于纽约的新闻集团（News Corp）总部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在非洲一些国家，人们说：一个拥有智慧的长者与世长辞，就仿佛一座图书馆在熊熊烈火中消失。失去像梅兆赞这样一位拥有如此学识和见解的人，岂不恰如一座图书馆在熊熊烈火中逝去。”
虽然，重阳已过，“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但是，相信梅兆赞先生对中国民众的同情、对那些奋力争取民主中国的仁人志士发自内心的尊重，将长期伴随着他们充满艰辛、却又不屈不挠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