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旅居美国、与中国现政府持不同政治观点的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教授日前就刘晓波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方励之教授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将今年的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一方面表彰了刘晓波和其他人权活动人士对民主、自由、公平社会的追求，另一方面，明确了国际社会对一个不尊重人权、不民主的“大国崛起”的担忧。方励之说：“他们(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关心的问题是很长远的，刘晓波这件事当然是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是绝不是唯一的因素。”
方励之指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颁奖声明中明确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世界第二，但是政治上毫无改变，还是像以前那样，如此下去，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方励之说：“如果一个政府在国内不尊重人权，慢慢强大了以后，也会不尊重国外的人权，势必会走到邪路上去。”方励之还说，世界近代史上已经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人权与和平息息相关*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宣布将本年度的和平奖授予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刘晓波的时候说，该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坚信人权与和平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人权是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提到的国与国之间和平、友好相处的一个基石。
方励之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此番做出的决定，实际上涵盖了目前国际间的民主社会对中国目前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未来走向的总体看法；授予刘晓波和平奖， 实际上是给中国政府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一个不尊重本国人权的政府，将妨碍与他国之间的和平、友好相处。
*诺贝尔遗嘱*
瑞典科学家诺贝尔(Alfred B. Nobel)1895年11月在法国首都巴黎写下了最后的遗嘱。这份遗嘱是他去世之后才公布的。他在遗嘱中先是写明各位亲戚、佣人等得到财产或者是年收入的数量，然后说，其余的全部财产将构成一个基金会，每年投资的利息将用于奖励五个领域内最杰出的人士。
在谈到和平奖的时候，诺贝尔在遗嘱中说，这一奖项要颁给在“为国与国之间构筑和平和友爱、取消或者是削减现役部队、开启和促进和平协商”这些领域做出“最多、或者是最杰出”贡献的人。(“to the person who shall have done the most or the best work for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for the abolition or reduction of standing armies and for the holding and promotion of peace congresses.”)
诺贝尔在遗嘱的结尾还特别写到，在考虑获奖者的时候，被提名者的国籍丝毫不应在考虑范畴内，“得奖的人应当是最值得的，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得知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后表示，“过去30年里，中国在经济改革、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让千百万人走出了贫困。但是，这一奖项同时也提醒我们，政治改革并没有同步进行，而每一位大人、孩子的基本人权必须得到尊重。”
*经济发展并没有导致民主*
星期一，方励之教授在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上面发表评论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本年度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这一决定，实际上也是在敦促整个西方世界重新评价对华政策，尤其是如今颇为盛行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民主体制”的说法。
方励之说，最近这20年来，这一说法似乎日益“流行”；说这种话的人当中，其中有一些是真这么想的，但是，另外一些人坚持这么说，恐怕是为了做生意“方便”起见。
方励之说，中国政府一再努力说服境外投资人，让人权与经贸脱钩，然后一步步地，“中国的人权状况自然会好起来”；这一点，很多投资人也信了。
方励之说，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刚刚过后的那些年里，中国的执政党为了改善其国际形像，释放了100名政治犯，但是，自从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似乎越来越强劲、加之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日益减少，中国政府又回到了强硬的压制路线上，而且在监狱和拘留所里常常使用酷刑和心理上的折磨。
*国际间为之所动*
长期观察中国局势发展、旅居英国的美国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梅兆赞(Jonathan Mirsky)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决策，将促使国际间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同时，比从前更多地顾及到人权问题。
梅兆赞说：“中国政府不要以为‘要想和我们做生意，就必须闭口不谈人权’的作法在国际上将是畅通无阻的。”
梅兆赞说，过去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民主、维权人士，冒着巨大的风险，不怕牺牲，坚持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他说，这些优秀的中国人的坚韧不拔，让外界不能不为之所动。
